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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官员凭啥东山再起 专家：官员复出存制度软肋管理提醒： (�)� (�) 引咎辞职官员“复出”需机制到位
2006年1月5日，在国家发改委网站英文网页显示的最新领导名单中，解振华的名字已然在列。根据此份领导名单，解振华在发改委副主任中排名第四。目前，解振华尚无公开在政府活动中露面。这和他在环保总局时的低调作风完全一致。 解振华是在2005年11月底因松花江污染事件而引咎辞职的，他也是中国因环境污染事件被解职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事隔一年之后，解又“东山再起”，成为继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等高官引咎辞职后复出的又一重量级人物，显然吸引了公众的关注。 引咎辞职，实质上是问责机制的外在表现。通过引咎辞职，可有效地增强官员的工作责任心，提升其自律感、压力感和危机感，从而达到促进工作、整肃吏治的目的。事实上，解振华引咎辞职后，当时有网友评论说是对沉闷甚至显得有点麻木的官场投入了一块石子，主动承担了污染事件道义和政治上的责任，这至少折射出了其责任意识和羞耻之心，是对公权及民众利益的尊重。 但官员引咎辞职后，是否就意味着“一棒子打死”，永远地被关进“冷宫”？显然，这种“永无翻身之日”的处置方法不符合我们的用人机制。引咎辞职不是对一个人的全盘否定，也不是永不再用，关键应分清其错误性质。换言之，应根据“咎”的程度界定其承担责任的范围、大小，既不能放过真正的责任人，也不能让一个人大包大揽，独自品尝事故恶果。如此，方能真正体现官员“能上能下”原则，也是对干部的真正关心。 可在现实中，引咎辞职官员的复出往往在操作上“犹抱琵琶半遮面”，躲躲闪闪，缺失必要的透明度。有专家表示，“人们在心理上接受了官员悄然复出这种方式，但在程序上却有失公允，甚至让人怀疑有变相调动之嫌。”尽管公务员法对引咎辞职官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复出、相关程序如何履行等关键性和敏感性问题上没有明确规定，但阳光化操作应是人事制度改革的应有之义。 其实，既然组织上界定了官员的责任，按照组织原则另行择用，就应做到程序公开化和透明化。当初，这些官员是在公众的关注下引咎辞职，那么其复出同样需要有对公众告知的程序，这也是确保公众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方式。 官员引咎辞职是责任所致，“东山再起”方显奖惩分明。因而，对官员复出大可不必遮遮掩掩，透明、公开又何妨？ http://www.shjubao.cn/eastday/node81741/node81762/node87157/userobject1ai1459894.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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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官员一：马富才低调任职能源办
[事件] 2005年9月13日上午，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客观权威地回答了近期让人最为关注的能源问题。他指出，当前国家还不打算成立能源部，但为了加强对能源工作的领导，国家成立了能源领导小组，并且设立了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来加强对能源工作的领导。这次会议，虽然是由张国宝独自面对海内外众多记者解答能源，但大家都不会忽略，现在主持国家能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的副主任正是当年的风云人物和争议人物——马富才。 马富才曾经身为中国最赚钱的国企老总之一，处事也十分低调。可是，开县井喷事故将他推进了舆论漩涡的中心。如果没有这个事故发生，马未来的发展本来也将如曾任中海油总裁的卫留成、中石化董事长的李毅中一样瞩目。 就在张国宝谈及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能源办）的前几日，恰巧是能源办成立100天。这个机构依然保持相当的低调和神秘。其低调，恰与近来能源供应的紧张形成对比；其神秘，则愈发让公众对这一新设副部级机构的行事能力充满期待。 能源领导小组由温家宝总理亲自任组长，由黄菊副总理和曾培炎副总理任副组长。由国家发改委马凯主任担任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主任，能源办的两名副主任分别是马富才和徐锭明。徐锭明现在还兼任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局长。因此，现在能源办的专职领导者就只有马富才一人。 曾因重庆井喷事件辞职的中石油“一把手”马富才，于今年6月2日就任新组建的国家能源办公室副主任。尽管被重新起用，但马富才已由正部级降为现在的副部级。 在7月下旬的“全国煤炭工作会议”上，马富才一直静静地坐在主席台上，时而认真倾听，时而低头笔记。发言的，是来自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部委的副部长们。“我正在学习。”刚刚就任能源办副主任的马富才保持着低调。油气只占到能源的20％左右，所以熟悉“油气”的他正在加紧学习，以尽快熟悉整个能源工作。会议结束后，认识马富才的人纷纷过来打招呼。许多人还没习惯称他“马主任”而叫他“马总”。 “铁腕领袖”治下的中石油 一提到马富才，这位2003年中国500强企业状元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掌舵人，业内人士首先想到的就是其大刀阔斧的内部改革。“铁腕领袖”这个称呼也正是由此得来的。 “马总是位实干家。”中石油集团的员工谈起马富才，仍然保持一如既往的敬佩之言。 在马富才的6年执掌之下，中石油集团成为财富500强中国第一名，中石油则成为H股最赚钱的企业、中国海外上市赢利最高的企业。在他任内，中石油集团先后完成了改制重组、美国香港同时上市、在新疆建成未来中国最大的油气产区等重大举措，西气东输、安大线管道计划、并购海外油田等举动正酣。 马富才上任伊始即主导了一场对集团公司老国企的资产重组，将油气勘探开发、炼油化工、管道运输及销售等主业从集团中整体分离，于1999年11月创立了规模在世界上也属领先的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这被认为是当时我国企业改革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手术”。 也正是这位“铁腕领袖”，为了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力排众议“挥泪大裁员”。在头顶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中石油3年累计裁员36万多人，仅此减员一举便增效达38亿元之多。还是这位“铁腕领袖”，带领着中石油在新世纪的第一年实现了飞跃。2000年4月7日，千锤百炼的中国石油终于在纽约证交所及香港联交所同时挂牌上市，一举实现融资28.9亿美元，为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可贵的发展资金。 在这位“铁腕领袖”的领导下，中石油取得的业绩也是有目共睹的。2002年，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上缴财政利润总额为2400亿元，而中石油一家就贡献了600亿元，占到了1/4之多。在眼光最为挑剔的资本市场上，中石油还是得到了投资者奉与的“赚钱王”称号。在风云莫测的国际石油市场上，中石油却是笑傲群雄，一举成为了第一家跻身世界石油大公司10强行列的中国公司。 马富才，这位拥有着30多年经验的老石油人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国有企业完全能够发展壮大，能够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能够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成长之路 1980年11月，一名大学生被提拔为干部。地点是山东滨南采油厂，那儿离中国的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的总部所在地有80来公里远。被提干的年轻人名为马富才，来自江苏溧阳，那时他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分配来滨南工作已有几年光景。在那个年代，这名从学院里出来的年轻人常被人们称为“大学生”。至今，那儿的老人还会记得，他长得修长、面孔白亮。 大学生最初的官衔是副调度员，行政级别是副科级，3年后，马晋升为副总指挥，再4年后，开始担任总指挥——他政治生涯里的第一个一把手，直到1989年6月离开滨南。 1988年10月，当时的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有关负责人到滨南采油厂视察工作。担任厂长的马富才陪同考察，并沿途介绍情况。有当时在场的人介绍说，马富才对各种设备的参数、钻井的产能、人员的情况都了然于胸，许多数字不用看材料就脱口而出。这一切给考察的负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9年8月至1990年6月，在这期间，胜利油田会战指挥部改名为胜利石油管理局，胜利油田会战管理体制结束，进入二次创业、持续稳定发展时期，胜利石油管理局的高层随之作了调整。 马富才于1990年2月出任副局长一职。之后，马的仕途一帆风顺。1990至1996年间，马富才担任的职务从副局长到常务副局长、然后到局长。1996年12月，马富才离开山东东营到北京，当了副总经理。1998年，马富才从排名第五的副总经理的位上被“扶正”，开始了他在中石油的掌舵时代。 在东营，人们对这名从学校出来的石油人的评价相当一致：低调、务实。胜利管理局下属的一家二级单位的负责人说，马不喜欢在众人面前作秀，但这不影响人们对他的“尊重”。在胜利石油管理局，马富才一直主抓生产。他在任时，胜利油田的石油年产量迅速攀升至3000万吨，并在这个水平之上稳定保持了几年。 政治生涯戛然而止 马富才是业界公认的低调企业家。可是，开县井喷事故却将他推进舆论漩涡的中心。 2003年的12月31日，重庆开县井喷酿成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石化事故，243人死亡，6万人星夜逃难——马富才随即在2004年1月上旬向中央提出了辞职请求。自中央2003年开始“高官问责”后，马富才是第一个主动引咎而退的官员。马富才引咎辞职时58岁，在石油系统工作了34年。 从井喷事故到中央宣布接受马富才的请辞，历时113天。“你能感觉到马总的忧虑，”中石油内部一位人士说，“他的白发骤然增多。”有媒体披露，当听到开县井喷事故消息时，马富才脸色凝重：“发生大事了！”当天下午，副总经理苏树林被派往事发地。 马富才当时为什么没有亲自赶赴现场？这是他后来备受舆论诘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是分管范围的问题，他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引咎辞职这么严重的后果。也有可能是从企业形象安全出发的一种考虑。”行政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分析说。“马富才没有亲到现场，是他的失误。”一位与他熟识的人士说，“这或许与其经历有关——他30多年的从业经历一帆风顺，缺少对重大事故的处理经验。” 如果没有这个事故发生，马富才未来的发展将如中海油总裁卫留成、中石化董事长李毅中一样瞩目。后来，李毅中先后调任国资委党委书记、国家安监总局局长，卫留成2003年10月由中海油总经理调任海南省代省长。 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士说，马富才在辞职时对中央提出：希望从事石油技术方面的工作。此后，他开始对中石油全国管线进行考察，包括四川忠县—武汉的石油输送线。当到达井喷的事发地时，有随行者感受到了他的愧疚和伤怀。在辞职后的一年中，身无官职的马富才主抓了一个新项目——“煤层气”。这是一种附存在煤层中自生自储的非常规天然气，俗称“瓦斯”，是我国近年才开始利用的新型优质清洁能源。国家已经对该项目进行了立项，但由于技术太新，目前还处于研发阶段，大约5年后才能见分晓。 “可惜。”不少采访对象如此评价马富才政治生涯的戛然中止。 但毛寿龙教授提出，马富才虽然在政治上承担责任，主动辞去行政职务，但是在行政上并未受处分。相反，如果不作引咎辞职的表态，以后即使一直在位上，这仍会成为他职业生涯中一道跨不过去的坎。领头承担事故责任于他的政治形象未必是伤害。 与其他被免职的官员同样，马富才的正部级待遇依然保留。他如在职时一样低调，而当媒体询问他任职能源办副主任的感想时，他也如过去一样保持沉默。 [评论] 期待“马富才们”东山再起 在国外，高级官员在重大事故发生后主动引咎辞职，已成为行政惯例，并不罕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国内重大事故发生不少，高层官员主动承担责任并引咎辞职的却极为鲜见。马富才主动辞去领导职务，体现了高官勇于承担应尽职责的勇气，此举令人尊重。单从这一点来说，马富才应该是一位有道德责任感的官员。 事实上，作为一个特大型国有企业的掌门人，马富才创造的经营业绩可谓傲视群雄。其低调、务实的作风也为他在集团内部赢得了极高声誉。凭心而论，假如没有这场特大井喷事故，他应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官。很多人都觉得，马富才这样的好官引咎辞职多少有些“可惜”。 对于引咎辞职的官员，不能盖棺定论，使其永无翻身之日。而是要建立跟踪机制，对其辞职后的工作保持关注，对于确实优秀的人才，允许其恢复公职，此举也是干部制度“能上能下”原则的体现。（市 场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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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官员二：张文康 孟学农：因SARS去职之后
孟学农任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张文康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并于2005全当选为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每个工作日的上午9时，孟学农都会准时来到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南线阁的一幢砖红色六层小楼上班。与周围的建筑相比，这栋楼的最不寻常之处是有武警站岗。 这是2003年年底才正式挂牌办公的“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在SARS肆虐期间去职的北京市前市长孟学农，“尘封”5个月后，到此就任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在官方网站上，孟学农的职务后面加了一个括号，注明“正部长级”。 “他因为SARS下台非常可惜，”一位在北京市抗击非典领导小组工作过的官员说，“他才54岁，在部级领导里算年轻的。” 2003年4月20日，孟学农与张文康一道被宣布免去党内职务。同一天，他提出辞去北京市市长职务，此时距他当选市长只有短短3个月。 免职的消息立刻成了国际新闻，中国政府形象为之改观，而在国内政界则堪称引发了一场“地震”，被认为是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掀起问责风暴的开端，后来仅在SARS期间被问责的官员就达上百人。 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属于国务院临时性机构，级别为正部级，承担工程建设期的行政管理职能，办公室的首任主任是温家宝总理。 孟学农没有印新名片，从前做市长时他是有名片的，用于外事活动。现在他的访客很少，倒是有《大公报》等不少香港媒体申请采访他，但都被一一拒绝。 “我不接受采访，”孟学农说。面对本报记者的采访申请，他一视同仁地保持谨慎。 孟学农的办公室在走廊的尽头，是一个套间。6月25日，他戴着眼镜坐在办公室里，面容白净，头发乌黑，言语风趣，气定神闲。 他正通过办公桌上的笔记本上网看阜阳奶粉的幕后追踪报道，边拉光标边说：报得还挺详细。记者提到，阜阳一位政府官员刚刚自杀了，他立刻纠正：是福鼎市一个质监局局长。 至于何时能接受记者采访，孟学农面色一沉，“十年以后，”他说，“十年以后我就退休了。” “历史越久远越清晰”，这句话，他谢绝采访时前后说了两遍。 相对于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现在的职务无疑沉寂了许多，他的一位旧部说：“那叫什么事儿啊，比原来可差远了。” 反差更大的是张文康。他于2003年10月就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以来，他的办公室总是空着，就连他的秘书也不坐班。 “他是一个特殊的安排，”基金会秘书处一位人士说，“张文康在基金会里没有分管工作，有重要活动时邀请他出席。” 宋庆龄基金会在社会团体组织中比较特殊，拥有“副部级”级别和事业单位编制，机构领导无论基金会主席胡启立还是副主席张文康，都是由中组部任命的。与孟学农一样，张文康到新的岗位后也没有接受过媒体采访。 “新一届政府一定要做一个敢于负责任的政府，透明的政府”———这句话是孟学农作为北京市新任市长，于2003年1月19日在新市长记者见面会上说的，岂料3个月后，他就为不透明负了责任。 对于孟学农本人，这也是一个大大的意外。据他当时的一位下属介绍，刚当市长的孟学农真想干些实事，还给市政府研究室布置了课题，研究如何使政府在决策之前能充分听取专家意见。 同样感到惋惜的还有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应松年教授。他在2002年省部长培训班上讲授依法行政课程时，与孟学农打过交道，对其印象是“谦和”、“朴实”，后来孟学农曾经邀请他到北京市政府做专家咨询。 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应松年在孟学农当选北京市市长的那次选举中，投了他一票。“投票的时候，我问了身边的其他代表，说他是个挺不错的人，实事求是，从北京市工商局干上来的。”应松年回忆。 “当时没想到非典会闹那么厉害，国务院实事求是地抓了一下，他就‘倒霉’了，大部分人很为他惋惜。”应松年一连说了两个“实事求是”，似乎互相矛盾。 如果免职方与被免职方都实事求是，为什么还会免职呢？究竟是什么责任，宣布免职的新华社简讯中并没有说明，而疫情扩散的实情却透明起来。 就在二人被免职的当天，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北京市的非典病例飙升至339例，几乎是5天前公布数字(37例)的10倍。仿佛有一只手调转了指挥棒，疫情信息的公开程度前所未有。 “开始出现问题的医院基本不是北京市的医院，”一位参加过防疫工作的官员例举道，“这些医院听你的吗？连信息都不给北京市报。” 直到2003年4月1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批准成立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才把北京地区医院的管辖权统一归口。 第二天，北京SARS病例的数字第一次汇总出来。温家宝总理当天在视察时说，“决不允许缓报、漏报和瞒报。否则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 第四天，公布数字；与此同时，宣布张、孟免职。 有人形容，闻讯二人被免职，各省省长“为之一惊”。“那时候真挺大意的，以为SARS是地方病，瞧广州、香港闹得挺凶，抢购食盐、板蓝根都感觉新鲜，有隔岸观火的心态。”这位人士说，“免了两个人，比发任何文件效果都好，起到震慑作用。都愣了，本来忙着抓GDP、招商引资，立刻都以防治非典作为头等大事、重中之重。” 即使一些报以同情的官员，对一举扭转局势的效果也表示赞许，有人套用古代整顿吏治的用语说，“一家哭好过一路哭。” 问责官员三：阜阳劣质奶粉事件 风暴后的那些官员们 2004年6月9日，监察部通报了对阜阳劣质奶粉事件9名责任人的处理情况。除了市长刘庆强受到行政记大过的处分外，另有6名官员被开除、撤职或责令辞职。 这是继“王(怀忠)肖(作新)腐败案”后阜阳市最大的一次“官场地震”。 这次“地震”甚至波及到了阜阳市大部分的基层官员：他们每周都有几个下午要参加“警示教育学习”，有时候甚至上午也要参加，并且每个人都要交出不得少于1500字的“思想剖析材料”。 日子最难过的当然莫过于位于“震中”的6名被罢免的官员：副市长马明业、市政府副秘书长周云莲、市工商局局长周毅生、市工商局副局长杨伟、市工商局公平交易局局长杨树新、市卫生局副局长丁丽玲。 别阜阳 6月9日，周毅生告别了自己工作了两年零六个月的阜阳市工商局，赶回老家合肥。 周毅生离开的这天，很多市工商局的干部到办公楼下与他相别。 这一天刚好是周毅生一手促成的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学校阜阳分校的开班典礼，周毅生没有去。 阜阳市工商系统在“劣质奶粉事件”中被严处的官员为局长周毅生、分管市场监管的副局长杨伟、市工商局公平交易局局长杨伟新等三位身居要职的领导。 这个决定对阜阳市工商部门工作人员的震动非常大。“很多人情绪上都有些消极。”市工商局的一位干部辩解说：“工商局要管着市场上的十几万种商品，如果哪种商品万一出了问题都要拿工商部门的领导‘开刀’，这工作还怎么干？” 而周毅生说：“中央对我的处理决定是英明的。我不辞职没法向全国人民交代。” 压力 今年4月阜阳劣质奶粉事件披露时，有媒体报道，“阜阳市工商局局长正在国外考察”。 “当时是省里组织我们去澳大利亚考察国外的企业登记制度。出国后我们才发现带去的手机充电器在国外根本用不了，所以手机电池用完后便关机了。”周毅生回忆说，后来一位副局长想办法找到了考察团领队的电话，才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我一听就急了。”周毅生提前一天结束了考察行程，赶到阜阳的时候已经是25日凌晨3时30分，这时候“家里(工商局)已经很乱了”。 周毅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下属各工商部门发出两封明传电报：一封要求对劣质奶粉事件“不得申辩理由，不许议论”；另一封要求各部门“坚守岗位，把本职工作做好”。 而这时国务院调查组已经在短短的3天内两赴阜阳；在外地出差的安徽省省长王金山第一时间给省政府办公厅发回传真：“要切实搞清原因，究竟源头在哪里？各环节有何责任？受害者损失咋办？” 在此期间，阜阳开始了大规模的整治行动，从4月29日起，此项行动扩展到所有生活生产资料市场领域。阜阳市及下辖4县3区的大街小巷、村镇集市，四处闪现着查验各种商品的“大盖帽”的身影。 此时，“最大的压力不是工作量大，而是心理上的压力。”周毅生说。 媒体问责 到4月下旬时，几乎阜阳城的每个角落都遍布着为采访劣质奶粉事件而来的记者。记者们向遍布全国各地的媒体发出报道时，有一种声音异常的整齐而洪亮：问责。 包括工商系统在内的很多当地官员都没想到，这次劣质奶粉事件会“拉下来这么官员”。 “毕竟劣质奶粉的生产源不在阜阳。况且食品卫生质量监管属卫生部门职责，工商局承担的是协管责任。”当地工商部门的一位官员认为。 可是媒体并没有因此放过“问责”工商部门。“‘杀人奶粉’能够长时间横行市场，工商部门如何能辞其咎？”一家媒体在报道中说。 周毅生苦笑着解释说，如果工商部门没有做工作，情况恐怕已经不是现在这样了。“去年7月份我们就开始清查市场上的劣质奶粉，并在当地媒体上发布过‘不合格奶粉公示’。” 但同时，“去年夏天的时候防SARS是放在第一位的；紧接着又是抗洪抢险，我们要严查建筑材料；接着是禽流感，我们过年时还在下面督察工作。”周毅生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劣质奶粉引起的问题的确“思想上重视程度不够”。 另一方面，周毅生认为现在这种市场管理方式像是“九龙治水”———除了工商之外，卫生、质监也都有权力进市场检查、罚款，结果“(市场上)有利益的时候都伸手来抢，出了问题就只剩下我们看场子的工商了！” 5月20日，中央电视台《时空连线》采访了阜阳市工商局局长周毅生，并在连线对话中直接质问周毅生：“(作为)工商部门主要领导一把手，你想到过要引咎辞职吗？” 周毅生当时的回答是：“我现在想到的不是引咎辞职的问题，因为什么？一个事情出来，你辞职你就能跑掉吗？如果我仅仅因为这个事情出来，我现在马上辞职，拍拍屁股一溜烟，这是负责吗？……” 这是一次让周毅生异常胸闷的采访。“他们在采访中突然抛出来了这样一个问题，让我根本没有准备……他们一共采访了我40多分钟，可播出的就这两分钟内容。” 据记者了解，早在4月底，监察部调查小组就曾与周毅生谈话，将周毅生在劣质奶粉事件中的责任定性为“严重失职”。 曾任安徽省工商局监察室主任的周毅生当然非常清楚，“严重失职”的处理结果应该有多重。 那么阜阳市为什么没有一名官员在劣质奶粉事件中主动引咎辞职呢？ 当地流传的一种说法是：事先并没有人想到会处理得这么重。 对于这个问题，周毅生的解释是：“引咎辞职并不是说就不用受处分了，该处分还是要处分的。既然应该由我来承担这个责任，我就要坚持到站完最后一班岗。” 6月4日周毅生得知正式的处理决定。 6月6日和新任局长完成交班。 6月8日对周毅生的处理决定在市工商局大会上正式宣布。 反思 周毅生自称“带罪之身”，在合肥家里要做的事情就是自我检讨和反思。而等候组织上的重新安排，他认为“那要一年之后了”。 在阜阳工作了两年半的时间，周毅生最大的感觉是“在这里做一件事比在别的地方要多花上十倍的力气”。这句话他反复强调了几遍。 对他的这句话，当地一位官员的解读是“一些基层干部和工作人员的素质太差”。这位和周毅生打过多次交道的官员认为，周算得上是一个“干事的人”，他在任期间对于阜阳市工商系统的干部队伍建设还是作出了贡献的。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王怀忠和肖作新在阜阳任职期间，大批水平和素质并不高的人员进入了干部队伍，甚至有某部门“一夜进了500人”的夸张说法。 周毅生回忆说，2001年12月他到阜阳市工商局上任的时候，这里“乱得一锅粥”。 在阜阳市工商局任职的第一年，周毅生把精力主要花在了“稳定队伍上”，第二年则开始了工商系统的机构改革。为了提高基层队伍素质，周毅生又促成了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学校阜阳分校的成立。 “我的失误在于手段太软，考虑到一些矛盾也不能激化，没有把一些岗位上不适合的人给及早换掉。”结果这成了周毅生现在最后悔的事情。 在阜阳奶粉事件中，这些原本可能被掩盖的问题，在国务院调查组的全面调查和媒体的穷追猛打下，在短短的一两个月里集中爆发： 先是颍泉工商分局周棚工商所两名副所长白启祥、李亭君，因涉嫌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被阜阳市检察机关刑拘； 接着太和县工商局涉嫌大量伪造奶粉案件查处卷宗(见本报5月27日报道《阜阳劣质奶粉事件打假机关造假疑云》)； 不久之前，新华社记者又在太和县发现“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中被撤职人员仍在上班”，并认为这是“阳奉阴违、哄骗国务院调查组”。 沉默的大多数 面对记者的采访，大部分被撤职官员采取的态度是：沉默和回避。 这次被撤职官员中职务级别最高的是马明业，阜阳市副市长，他受到的处分是“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责令辞职”。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处理决定公布之前的一次市长会议上，马明业表示，相对于189个受害婴儿和12个死亡婴儿，“给什么处分都应该，我随时准备告别。” 马明业要求提前将自己的工作分解给别人，他认为“奶粉事件一分为二地看，对于市政府领导它是一笔财富，敲响了警钟”。 马明业在接到处分决定之后第二天就办完了工作交接。最后一天中午，市里的几位主要领导在市政府对面的清河宾馆为马明业设宴送行，可饭桌上的气氛极其沉闷，没有人说话，也没有喝酒，只用了40分钟草草吃完后各自散去。 据说马明业在任的时候，黄昏时分经常和爱人出来散步，但是辞职之后，就很少有人再看到过他出来散步。 马明业婉拒了记者的采访，称自己“现在就在家里看书学习，想要过一段平静的日子”。 阜阳市政府副秘书长周云莲手机和小灵通始终处于无法接通的状态。周云莲的爱人在电话中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并表示对自己丈夫的事情“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据知情人士透露，周云莲还一直在政府，6月24日还有人看到他在政府一楼开会。 记者打通了阜阳市工商局副局长杨伟的小灵通，杨伟称正在外地休假，也处理一些私人事情。至于什么时候、下一步如何安排现在还不知道。 阜阳市工商局公平交易局局长杨树新因涉嫌徇私枉法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对其问题作进一步调查。 另一位被责令辞职的市卫生局副局长丁丽玲也自称“在外地休息”。她告诉记者，手上的工作已经移交给局里的一把手，自己的颈椎不好，现在正在休息。对于今后如何安排“暂时还没有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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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官员四：“疾控中心问责事件”再追踪
责任人是谁 北京迎新街100号依然顽强地挺立在那条陈旧拥挤的胡同里。大楼窗户上破碎的玻璃还没有修复，从实验室伸出的排气口依旧冲着相隔只有几米的居民住家。一个比较容易看出的变化是，保安从传达室笔直地站到了大门口，开始严格盘查进出人员。 这里是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以下简称病毒所)，它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的直属研究所。2004年7月1日，卫生部的调查结果证实，由于一位学生的违规操作，这里的腹泻病毒实验室发生了严重的SARS病毒泄漏事故，从而引发了两个多月前让北京市民不安的SARS疫情。 “现在里面很乱，到处在搬东西。”值勤的保安说。他还注意到，原来的所长阮力和副所长董小平不再坐小车了，“他们最近都是走着来上班的。” 卫生部严厉处理了这起重大责任事故，共有5名责任人受到行政处分。但除了疾控中心主任李立明被公诸报端，有关方面对其他人的姓名尚未公布。 经调查，相关责任人还有：疾控中心分管设备实验室的副主任杨晓光，病毒所正副所长阮力、董小平；而另一位负有直接责任的腹泻病毒实验室主任则少为人知。 浏览病毒所的网页，记者发现网页上的数据已空。不过在CDC官方网站数据库的一个角落里，腹泻病毒实验室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2002年9月8日，它作为一个新成立的科室，曾经公开招聘过负责人。 一位知情人介绍说，腹泻病毒实验室的前身是病毒形态学与腹泻病毒实验室，主任为中国工程院洪涛院士。在2002年病毒所的机构调整中，它一分为三：朊病毒(可引发疯牛病)实验室；腹泻病毒实验室；洪涛院士实验室。 一位参与应聘的人士透露，病毒所副研究员王健伟最终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出任腹泻病毒实验室主任。 就在今年4月23日病毒所的部分人员被集中隔离在北京胸科医院时，记者还和王健伟通了电话，他当时的语气很乐观：“卫生部和世卫的专家不是正在查吗？结果很快就会出来。”他似乎不认为病毒有从自己实验室传播出去的可能。 王健伟是洪涛院士的博士生。他曾经作为助手，与洪涛最早在SARS患者尸体中发现了衣原体颗粒。 这恰恰解释了为什么腹泻病毒实验室要“跨专业从事SARS病毒研究”。对于年轻的科研人员来说，神秘的SARS病毒不仅是严峻的挑战，更意味着难得的机遇。 王健伟毫无疑问地被行政撤职。虽然在去年“衣原体事件”后，洪涛已不常去所里上班，而是在家专心著书，但他还是主动作了检讨：“王健伟是我的学生，我有教的责任。” 谁打开了SARS的盒子？ 腹泻病毒室在病毒所主楼一层的106和107室。房间里太挤了，此前他们把存有SARS病毒的冰箱搬到了过道里。冰箱的门上了一道铁锁，钥匙由两个人保管。为了保险起见，冰箱上还贴了一个封条。 在去年SARS疫情平息后，病毒所被卫生部指定为SARS毒株的6家保管单位之一。其病毒应急技术室和病毒资源中心室承担着SARS毒株的保藏任务，另外在腹泻病毒实验室和麻疹病毒室这两个科室也存有部分SARS毒株和潜在感染性材料。 任小莉(化名)从磷酸盐缓冲液中取出了装着SARS病毒的试剂盒，直接走出了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今年春节过后，她经常这样来到隔壁的普通实验室，她需要使用那里的一台电镜设备。按照以前的经验，磷酸盐缓冲液和十二烷基硫酸钠等去污剂组成的溶液配方可以分离出病毒的活性蛋白。 任小莉是病毒所腹泻病毒实验室的博士生，在洪涛和王健伟的指导下，她和杨某、郭某等另外21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在去年4月份便投入了SARS的科研前线。 CDC的简报上至今还保留着对这些研究生的报道：他们没有周末与假期，没有白天与黑夜，有时甚至会一整夜地工作在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他们不但要严防被感染的危险，还要与瞌睡、疲惫作斗争。年轻的他们，敢于透支生命。正是这些年轻人，在SARS病原学研究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形成了一支良好的战斗队。 还有一年，任小莉就要毕业了。她在把装着SARS病毒的试剂盒拿到普通实验室的时候丝毫没有想到，手中危险的病毒还有残活的可能。腹泻病毒实验室所采用的灭活SARS病毒技术，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验证。这种方法，没有列入卫生部推荐使用的SARS病毒灭活方案。 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CDC传染病预防控制所7位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最终拿出了确凿的证据：恰恰是任小莉的这个不规范的举动，造成了腹泻病毒实验室的污染。 3月25日，在腹泻病毒实验室进修的安徽医科大学研究生宋某感到全身酸痛、发热、身体不适。在不经意中，她已感染了SARS病毒。由于从未接触过这种致命的病毒，也没有得到任何提醒，甚至在被自己传染的母亲去世后，宋某也没有想到“非典”二字。 又一场危机发生了。在这次SARS疫情中，北京和安徽两地共出现9例SARS确诊病例，在短短的几天内有862人被医学隔离。北京市疾病控制中心在后期的果断控制，弥补了早期的“反应迟钝”。 一个被忽视的细节是，任小莉本人，还有腹泻病毒实验室的另一位工作人员崔某，事后被查出体内的SARS抗体呈阳性。他们在今年2月份就出现了腹泻和高烧等症状，曾先后到协和医院及友谊医院就诊。庆幸的是，他们的病情后来均有好转。由于是学生，任小莉在此次事故中被免于承担责任。 “SARS至今还有太多的谜。”洪涛说。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 7月1日，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在宣布对CDC有关领导的责任追究时，李立明就坐在台下。他平静地听完了对自己的处理结果。 2002年1月23日，在人民大会堂，也是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宣布李立明为CDC的主任。两年半后的今天，他将永远离开公共卫生预防控制这个领域。这一天，离CDC成立伊始追求的“上医治未病”的境界还非常遥远。 “我是主动辞职的，我的事情历史会来评说。”他会后对《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位记者说。他的助手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李立明认为这次病毒是从CDC传出去的，他作为主要领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今年5月8日病毒所的整改动员会上，他曾经非常痛心地说，台湾、新加坡实验室感染均未造成二代病例，但这次我们的SARS事件不仅造成了传播，而且出现了第三代病例，这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对不起政府和人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7月5日，本报记者再次拨通李立明的手机，他处在一个背景十分嘈杂的环境中。“你有任何问题，请和CDC的办公室先联系。”只言片语中，能感觉到他仍然希望这个自己一手搭建起来的机构能够规范运作。 对李立明的辞职，公众给出了泾渭分明的反应。“他是个有成就的疾控专家，也是有远见、有魄力的创业者。”在网站上，一些下属留下了惋惜之辞。 一些人则为他鸣不平，“李立明人品、能力和个人魅力都不错，但是公共卫生领域缺乏资金，缺乏人才，问题积重难返，不是几年内可以改变的。他即使三头六臂，也难保稍有不慎。” 但一位在CDC工作的人士也对他的领导有看法。比如疾控中心一位所长评博导，李立明的处理在内部就引发了争议。 “不必为李立明鸣不平，在其位谋其政，出了问题就必须承担责任。”赞同其辞职者亦大有人在。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万延海在致本报的一封公开信中，就对李立明的辞职表示欢迎。 “在我国一系列公共卫生灾难中，少有卫生官员为人民健康的损害承担责任。”万延海说。 随着解振华的复出，几名问责期间被免职或辞职的高级官员都已有了新的去向——张文康被免职后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并于2005全国“两会”间当选为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孟学农任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至今。 马富才任职能源办副主任 刚占标，原吉林市市长，因2004年2月15日吉林商厦火灾辞职。他于2004年6月出任“吉林省重点项目建设办公室”主任。 但也有部分官员，诸如阜阳奶粉、嘉禾拆迁事件中的一些责任者，至今仍在赋闲。那么，哪些去职官员可以复出呢？ “这关键取决于他犯的是什么错。”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成福说，“如果官员仅是道义上负有责任，那么可能被重新任用。”他进一步解释说，“比如，在某个庞大的组织体系中出了事情，主要责任不在于一把手，官员引咎辞职更多的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中央看到他的政治素质过硬、工作能力突出，这个人还是可能被重新任用。” 业内人士认为，作为部级官员中引咎辞职的第一人，马富才就属于“庞大组织体系中出了问题”。“从这些官员的复出中，也能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说，“比如，原来都是拥有实权的一把手，目前大部分出任副职。而所在的单位也多是半官方机构或临时性机构。” 据了解，自2003年中国官员“问责制度”启动以来，已经有上千干部因各种事故及工作不力辞职或被免职。 “这也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官员错误衡量标准的变化。”毛寿龙说。 “官员在引咎辞职后，如在短时间内迅速复职或平调岗位，实际上这是对其另外一种形式的补偿，这不仅违背了问责制对失职者进行惩罚的初衷，也在形式和过程上，破坏了公众对政策的信任感，弱化了问责，弱化了对他人的警示。”一位学者谈及解振华、马富才复出的影响时这样认为。 不仅解掁华、马富才如此，张文康、孟学农等都是按照“先歇一段时间避过风头，然后会选择一个适当的机会和场合露一下面，最后悄然复出的方式。人们只是在心理上接受了这样一种方式，但在程序上却有失公允，这样操作甚至会让人怀疑是一种变相的调动。”有学者认为。 其实，人们对官员复出或复职最大的担心也正在此。一个官员的复出，其程序应该公开化和透明化。因为这些人被免或者辞职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那么，在他们复出的时候，也同样需要有个对公众告知的程序。 <公务员法>第十三章第八十二条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 诚如相关专家解读此条款时所说的那样，此举意味着给公务员头上戴上了“紧箍咒”，意味着他们将承担更多的法律义务与责任，有助于从法律制度上根治公务员的慵懒怠惰。然而这些引咎辞职或被责令辞职的公务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重新“出山”？但法律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此类人员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重新担任公务员，程序应该如何履行？ 这的确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些引咎辞职或被责令辞职的公务员，理由多半是“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难免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因而，从辞职的那天起，他们便有了一个尴尬的身份。这样的人该不该再被任用，或以怎样的程序重新被任用，没有理由忽略或回避。 解振华重回环保界 专家称体现中共高层务实用人观 因松花江污染事件辞职的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已经出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并继续保留早前的正部级待遇。北京政治分析人士指，事件体现中国高层的用人观念更加务实科学。 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公布了经过调整的领导名单，解振华担任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负责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工作。分管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北京政治分析人士指出，能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过大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受到高层领导极大重视，因此解振华负责的领域将成为国家发改委的关注重点。 二○○五年十一月，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事故，造成大量苯类污染物进入松花江，引发重大水环境污染事件。国务院批评环保总局对事件重视不够，对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解振华随即提出辞职，二○○五年十二月国务院宣布免去他的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职务。 不过解振华长期从事环保工作，任职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超过七年，全面介入了中国环境保护事务，也完整的经历了环保总局从低调部门到“执法明星”转型的全过程。在从二○○三年开始的“环保风暴”中，解振华及其领导的环境保护部门，曾经将中国环保法规的效应发挥至最大。因而，他被誉为将环保这个冷位子“彻底坐热了”。 北京政治分析人士表示，解振华的仕途起伏，反映了中国高层的用人观念，更加务实科学，令人耳目一新。一方面，自二○○三年原卫生部长张文康以及北京市长孟学农因非典事件被解职以来，本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推行问责制方面，决心大，力度强，解振华的辞职也表明了北京对问责制的坚持。另一方面，解振华在辞职一年多以后，重新回炉被委以重任，表明高层相当肯定并倚重他在环保方面的丰富经验和能力，努力做到人尽其才。 另外，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官方网站今天也披露，国务院副秘书长尤权已经接替届龄退休的柴松岳，担任电监会主席。据了解，尤权在国务院办公厅从事多年的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工作，在二○○三年成立的由国务院副总理黄菊担任组长的国家电力电信民航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中，尤权任副组长。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电监会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斐易） http://news.phoenixtv.com/mainland/200701/0111_17_61545.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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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slqlq
网站董事兼军政社区第一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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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振华履新凸显辞职高官复出轨迹
解振华引咎辞职被认为是内地官员实行普遍化问责的标志，但解的悄然复职并没有开启官员复出的透明化序幕。 在公开场合消失一年零一个月后，1月4日，国家环保总局原局长解振华出现在国家发改委，被任命为副主任，中组部官员在国家发改委司级以上干部会议中宣布了解振华的任命。 “这很正常啊，迟早的事。”国家环保总局一位官员在谈到解振华的复出时称。在解振华辞职离开环保总局的时候，国家环保总局的诸多人士就已经持有了这样的看法。其时，56岁的解振华因为连续推行“环保风暴”，而被视为将“环保这个冷板凳坐热的人”。 2005年12月，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解振华因松花江环境污染事件提出辞职，国务院免去了他的局长职务。 “确有责任，但是这个责任不是解局长一个人的，他是代表总局主动承担责任的。”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张力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在官方媒体的诸多解读中，解振华的辞职被认为是为“政治道义”负责的一种表现，而此前诸多官员去职后不久即复出亦有先例。 解振华在发改委的12名副主任中排名第四，在他之前的三位副主任陈德铭、王春正、张国宝同样是享受正部级待遇的官员，排名第一的副主任陈德铭之前是陕西省省长。发改委现时拥有的正部级官员是国务院诸多部门中最多的，其拥有的权力亦非常之大。 有着23年环保工作经验的解振华仍重操旧业，在国家发改委中继续分管环境保护及能源节约工作，分管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等机构。亦有评论认为，钟情于“循环经济论”的解振华在新任上可能会使其推动的“环保风暴”更进一步，因为发改委主控宏观调控，对各省的工业项目审批握有生杀大权。 在解振华之前，内地已有多名高官因行政失职而被问责。 “非典”时期被免职的卫生部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原市长孟学农都在不久后重新被启用，张文康最初被安排到宋庆龄基金会任副主席，随后这位官员在2005全国“两会”间当选为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重操旧业。 在工程建设领域颇有建树的北京市原市长孟学农则被委作为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至今。 有观察者认为，按照中共惯例，党的干部犯错误后只要不开除出党，仍将有机会重返工作岗位。 上述三位正部级官员去职时仍保留了中共中央委员的职位，其后的重新启用当在意料之中。另一位部级官员、中石油前总经理马富才因为重庆开县井喷事件导致243人死亡而引咎辞职，在离职一年后亦被安排到发改委属能源办副主任。 据了解，从2003年开始内地首开“问责”之风后，已有上千名官员因工作失误而引咎辞职，其中大多数在一段时间后后又重获得任命。 最短3个月，最长一年，引咎辞职的官员在重获任命上亦形成了一定惯例。张文康和孟学农都在离职半年后重新被启用，而马富才和解振华则在辞职一年后复出。 相对于主动辞职，免职或撤职的官员有些或许需要等上3年的时间。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孙小虹1999年因“顶风违纪”被中国人大常委会免职，蜇伏3年后，孙重获任命，在2002年夏出任云南省外经贸厅厅长。 2003年6月，在海军361潜艇事件中，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海军北海舰队司令员丁一平被行政降级，由大军区副职降为正军职，军衔也由中将降为少将，首开1988中国军方授衔以来之先例。 同样，在3年之后，丁被重新启用，担任海军副司令员，军衔恢复为中将。 官员问责的声音，近年在内地逐渐清晰，从2002年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开始，再到《公务员法》的出台，官员承担责任的追究渐趋严厉。 但与此同时，官员复出的机制则仍显得模糊，这也引发了舆论对此的质疑。北京大学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谢庆奎教授认为，成熟的引咎辞职制度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可以启动国家程序追究官员的失察责任和不作为责任。二是对官员复出亦进行透明公开的制度化设计。 但美国《侨报》亦有报道认为，中共在官员复出中选择了更为务实的做法，对有能力的“戴罪”官员重新任用也是一种政治理念与制度的理性。 来源：2007年03期《凤凰周刊》 作者：张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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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盛彦
地厅人事、地厅简历版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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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咎辞职”何以芳踪难觅?|
塞上风
军政社区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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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问责的官员不应再启用http://focus.cnhubei.com/original/200809/t438838.shtml
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发生的特别重大溃坝事故，已造成254人遇难。鉴于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副省长张建民对上述事故负有领导责任，依据《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和其他有关规定，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同意接受孟学农引咎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的请求，同意免去张建民的山西省副省长职务。（9月15日《新京报》） 这是中国近年来因重大事故对高官进行问责的又一案例。经初步调查，导致发生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是，企业违法违规生产和建库，隐患排查治理走过场，安全整改指令不落实，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监督管理不得力。人为因素引发人民生命财产重大损失，必须认真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对于孟学农来说，这是第二次受到问责。第一次是2003年4月，因“SARS”风暴，中央免去张文康卫生部党组书记的职务、孟学农北京市委副书记的职务。随后，两人的部长、市长也被撤去。近年来已有多位高官受到问责，2004年4月因川东钻探公司特大井喷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引咎辞职，2005年11因月黑龙江省松花江污染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引咎辞职。对官员问责渐成惯例。 可是，有的官员被问责后，却能够很快东山再起。孟学农第一次受到问责后，沉寂不到半年，就出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待遇不变。孟学农2007年8月又被任命为山西省委副书记，9月出任代省长，今年1月当选为山西省省长。他成为中国5年两度受到问责的高官。 官员因发生重大事故和问题受到问责，是因为他们没有很好地履行职责，工作存在疏失，对他们追究责任体现了社会正义。这不仅是发生问题后必须重视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防止同类问题重复发生的必要措施。没有问责，就没有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这样的工作，应该严肃认真地进行。 目前，受到问责的官员过后又被重用，似乎较为普遍。一些地方官员因故被问责后，或明降暗升，或平调另用，或短期免职过后很快再被启用，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从而影响了问责制的落实，显得很不严肃。 受到问责的官员不应再启用，这是制度建设的需要。应该从问责高官不再启用开始，以免给下面留下不好的示范。不启用问责官员，必然增加官员的过失成本，不仅能够保持问责制度的严肃性，而且也增加了问责制度的影响力。只有问责官员成为常态，严肃认真，才可能不断增强官员的工作责任心，减少事故、问题的发生。 稿源：荆楚网 作者：赵光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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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外先生
资料区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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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学农再辞职引发遭问责官员复出不透明讨论http://news.163.com/08/0918/08/4M41D9BA00011SM9.html
刚刚“东山再起”的孟学农再次去职。这位五年内两次辞职的部级高官，又一次引发关于问责官员能否复出和官员复出及其制度设计的思考 9月14日，中秋佳节。从山西襄汾尾矿溃坝事故调查组传来的消息，却让人有种沉甸甸的感觉。截至9月14日，该事故已造成254人死亡，35人受伤。 同冰冷的死亡数字一同传出的还有另一则消息：9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孟学农山西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并同意其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的请求。同意免去张建民的山西省副省长职务。 一纸令下，刚刚“东山再起”的孟学农再次谢幕。这位五年内两次去职的部级高官，再次引起社会关注。 两次引咎辞职的部级高官 第一次引咎辞职前任职93天，第二次引咎辞职前任职377天 在中国政坛，“引咎辞职”的部级高官并不多见，短短五年内两度去职的更少。59岁的孟学农两次去职，引发了人们对这位仕途多舛的官员的关注。 其实，第一次辞职之前的孟学农仕途上可谓一帆风顺，拥有工学硕士学位的他1969年参加工作，历任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团委书记、浙江省委组织部干部、浙江省委办公厅秘书、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 1993年2月，未满44周岁的孟学农担任北京市副市长，5年后成为市委常委、副市长。2003年1月19日，孟当选为北京市市长，还兼任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 让公众印象深刻的是，在记者见面会上，这位新任市长踌躇满志：“新一届政府一定要做一个敢于负责任的政府，透明的政府”。 岂料履新仅93天，他就为SARS事件不透明负了责任。当年4月22日，孟学农被宣布免去党内职务。同时，他辞去北京市市长职务。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也去职。 2003年9月，孟学农复出，担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待遇不变。 2007年8月，孟学农“东山再起”，被任命为山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2008年1月22日，正式当选山西省省长。 不料，这次任职377天，襄汾尾矿溃坝事故再次将他拉下马。 一位专访过孟学农的资深记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孟学农是一个愉快的过程，“这个省长给人以幽默豁达之感”。 接受这位记者提问时，孟学农曾慨言，当省长，他最揪心的是矿难，而不是矿难对官位造成什么影响。“更多的是对矿工的生命的痛惜，对他们家属的愧疚。” 一言成谶，时隔半年，面对被溃坝夺去的200多条鲜活的生命，孟学农在全省干部电视电话会上道歉，“我作为一省之长、全省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向遇难人员和家属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歉意，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省人民作出深刻的检讨。” 其实，复出之后的孟学农一直在努力解决山西发展与生产安全的关系，孟学农认为，解决这个难题就是转型。 2008年3月，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表述他眼中的山西现状，“有些地方领导为了增加GDP，一煤独大；有的小煤窑主一夜暴富。这种利益引导，再加上一些领导的这种心态、政绩观，就容易千军万马都搞煤，挖得千疮百孔，山河破碎地气尽。” 对于转型之难，这位意图一展手脚的省长说，现在一讲给祖孙后代留一点煤，说是讲空道理；实际上作为有识之士，应该看到“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 然而，半年后溃坝就发生了，而艰难的“转型之路”尚未开始。 官员问责发轫之初 被部分专家解读为“领导问责”的制度化和法律化 事实上，继孟学农之后，高层官员因重大安全事故引咎辞职的例子不断，但大部分赋闲不久便开始复出。 2004年1月上旬，中石油原总经理马富才，因开县井喷事故引咎辞职，当年4月，中央批准马富才辞职。十几天后，四川石油管理局一把手也宣布换人。 对孟学农、马富才等部级高官的去职，当时有媒体形容为“挥泪斩马谡”，并称这是自200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之后，被追究责任的为数不多的高层领导。 孟学农等人的辞职背后，是随之而来的问责风暴。2004年，密云县委、密云县县长张文因北京密云灯会发生特大死伤事故而引咎辞职。随后，吉林市市长刚占标、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县副县长彭仲华分别因特大火灾和矿难引咎辞职…… 2005年通过的《公务员法》也对引咎辞职明确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 中国政坛的这种变化，被部分专家解读为“领导问责”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并在媒体、学界引起一次问责制度的大讨论。 问责官员复出的制度设计 “恰恰是这种‘适当安排’，让外界看来，问责官员的复出不透明。” 孟学农又一次“下课”，他何去何从又引起关注。 “因为有分管副省长，作为省长的孟学农只对溃坝事故负领导责任，”国家行政学院公共领导教研部教授汪玉凯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中央强调了孟学农引咎请辞的行政法规依据，同时也将他与被免职的副省长做出区别。” 汪玉凯解释，引咎辞职这一制度的根本点在于，对政府官员而言，当他的责任够不上法律、行政和政治责任，但群众舆论反响特别大，继续任职有很大的困难时，引咎辞职制度正在平息人民不满与保护优秀官员政治生命之间提供了平衡的空间和可能。 “目前，国内尚没有法规规定被问责的官员不能重新起用。”汪玉凯说，2002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也只是规定，领导干部辞职后，三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不得从事或者代理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经商及企业活动。 同样，《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也没有对引咎辞职人员的重新任用作出规定，仅在第6章中有如下规定：“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以及自愿辞去领导职务的干部，根据辞职原因、个人条件、工作需要等情况予以适当安排。” “恰恰是这种‘适当安排’，让外界看来，问责官员的复出不透明。”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这是任用制度的“缺失”。 “具体的复出机制度仍需健全”，汪玉凯认为，对于主动引咎辞职的领导干部，应该建立跟踪机制，对进步较快、在新的岗位上作出成绩的，可根据相关程序公示后提拔使用，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能下能上”的用人机制。 “单一的领导问责制，并不能根本解决山西的煤炭生产安全问题。”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董江爱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认为，“山西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说需要利益调整、铁腕的吏治和官员政绩观的转变。”这正如孟学农所期望的“转型”。 令人关注的是，中央在宣布免去孟学农等人党内职务的时候，同时还任命现任国家安监局总局局长王君接替孟学农省委副书记职务，并提名他为省长候选人。学界认为，将熟悉煤炭事务的安监总局局长直接调到山西，是为了治理这个“事故大省”。 56岁的王君，山西人，曾长期在山西煤矿业工作，今年3月被任命为国家安监总局局长。（中国新闻周刊）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王维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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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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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官员凭啥东山再起 专家:官员复出存制度软肋 官员问责体现的是官员任免机制上的完善性和科学性，让有能力的“问题官员”复出，则更多地体现出政治理念与制度的理性
进入9月，多位中高级官员在襄汾溃坝和“问题奶粉”等重大安全事故中因问责而辞职或被免职；人们在肯定果断问责的同时，对这些官员被问责后涉及“复出”的程序也比较关心。 此前的8月28日，一篇题为《掌控当前经济形势的政策建议》的文章在网上引起公众的关注，文章署名为“原国家统计局局长、现中海油高级研究员”。本刊记者了解到，该文之所以能够引起公众的关注，并非文章的内容，而在于文章的作者——邱晓华。这是邱晓华被“双开”消失后首次露面。 2007年1月2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经查，邱晓华在任国家统计局领导职务期间，收受不法企业主所送现金；生活腐化堕落，涉嫌重婚犯罪。”邱晓华被开除党籍，并给予行政开除处分，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有关邱晓华的情况却未见有下文，也无正式的消息披露。直到这次看到他时，这名前高官已陡然“变身”为大型国企“高级研究员”了。 邱晓华的复出过程，使公众在“云山雾海”中留下不少的悬疑。事实上，在邱晓华之前，类似的高官复出现象不断。 “随着我国官员问责制不断规范和完善，而与之相对的官员复出机制却并不健全，相关规定十分模糊、笼统，缺少操作性和程序性，弹性和随意性很大，需要尽快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龚维斌教授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只有通过制度化程序赋予权力的复出官员，才会让公众心服口服，而官员在重新履职中也才会更有底气。如果没有科学的制度支撑，官员复出缺乏严格的程序性，会令官员问责制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受到损害。” “问题官员”悄然复出 9月14日上午，“复出”刚满一年的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因为襄汾溃坝事故再次请辞，成为公众视野中第一个两次请辞的省部级官员。 2003年“非典”时期，包括孟学农、张文康在内的千余名各级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问责”。随后，在松花江污染事件、重庆开县特大井喷事故、北京密云踩踏事故、山西“黑砖窑”事件等重大事故中，高层一次次“铁腕问责”，让一个个行政不作为、乱作为者丢掉“乌纱帽”。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力度不断加大，官员非正常“下马”现象也不断增多。但本刊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有些官员被问责后又很快复出，而复出的程序又不公开透明，致使社会上议论纷纷。 2003年因处理SARS疫情不力，卫生部长张文康与北京市长孟学农被免职，其后张文康转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任，并当选全国政协科文体委员会副主任，而孟学农则获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委办公室副主任，后任山西省省长。国家环保总局原局长解振华因2005年11月松花江污染事件引咎辞职。2007年1月5日下午，解振华的名字出现在国家发改委网站新领导名单中。2003年12月23日，重庆开县井喷特大事故夺去了243条人命；2004年4月，中石油老总马富才提出引咎辞职，后复出任国家能源办副主任…… 从上述可见，有些官员因各种原因丢了“乌纱帽”，但在“风暴”过后又被委以重任的情况成了政坛新“惯例”。 “目前很多官员都是悄然复出，对公众欠缺一个应有的说明。因此，往往令公众对之前的问责产生质疑。”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无论是本着‘治病救人’，还是‘发挥余热’的精神，有些官员复出本身并没有错，这表明了政府在干部任用上的突破，对于违法违纪官员，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视其具体情节，安排合适的职位，让其继续发挥有益的作用。这体现出政治理念与制度的理性。” 凭什么“东山再起” 现代政府是责任政府，政府官员都有明确的任期目标。受访专家认为，如果在任期内发生重大责任事故，政府官员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即使事故不是行政一把手直接造成的，也应为此承担道义和政治上的责任。 2005年通过的公务员法对引咎辞职有明确规定。但对这些被问责去职的官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复出、相关程序应该如何履行等关键性和敏感性问题上，公务员法却只字未提。 “干部任用条例第六十二条有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这在制度上依然需要具体的实施细则。对官员复出，有必要建立起更加严格的规则加以执行。” “官员能否复出，这关键取决于他犯的是什么错。”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成福认为，“如果官员仅是道义上负有责任，那么引咎辞职后可能被重新任用。比如，在某个庞大的组织体系中出了事情，主要责任不在于一把手，官员引咎辞职更多的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中央看到他的政治素质过硬、工作能力突出，这个人还是可能被重新任用。” 多数受访者也认为，对于曾经犯过错误，负有责任而降职、免职、引咎辞职的官员，今后就一定不能再起用，这倒未必，但整个过程应当公开透明，给公众一个明确的交代。 “官员也是人，只要是人就有犯错误的可能。”北京东城区灯市口一位姓张的市民对记者发表了他的看法，“对敢于在道义上承担责任或偶然犯下错误的官员，应给他一个复出的机会。关键是复出这个过程要让老百姓能够看明白。” “对一个本身颇有才能而偶然犯下错误的官员永不重用，这无论对本人还是社会都是一种浪费。更何况引咎辞职属道义担责，和事故的直接责任人受到党纪国法处理是两回事。”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让德才表现突出却因突发事故引咎辞职的官员适时、以适当方式复出，用人之长、给人出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视为一种政治理性。问责官员体现的是官员任免机制上的完善性和科学性，而让有能力的被问责官员合理复出，也是一种政治理念与制度的理性。” 官员复出存在制度软肋 “官员复出容易引起人们的争议，主要是人们对官员复出的原因、条件和程序不清楚。”龚维斌教授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国干部选拔任用体制尚待完善；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存在着官官相护现象，对于失职的领导干部象征性进行责任追究，为了平息群众的不满情绪，要么让其‘冷却’一段时间，然后官复原职，要么异地做官或者平调到其他重要岗位。群众对这些做法十分不满。” 张鸣教授认为，“在缺乏民众有效监督的情形下，官员问责有原因，而复出如果不能保证程序的透明与公正，那么其合理性、合法性必然会遭到公众的质疑。这样操作甚至会让人怀疑是一种变相的调动。也不利于维护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 “官员复出意味着曾经犯过错误的官员又重回领导岗位，重新掌握了一定的权力、金钱等社会资源。因此官员复出的社会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大于官员下马，所以建立官员复出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认为，“对官员的问罪与定罚应该循法，量才与起用更应当循法，官员复出制度就为官员的量才和起用提供了可循之法。如果官员复出没有制度的规制和约束，那么‘法治政府’、‘阳光政府’在民众心里就成了口号。” “官员在引咎辞职后，如在短时间内迅速复职，实际上这是对其另外一种形式的补偿。”齐善鸿教授认为，“如果官员复出过程不公开、不透明，这不仅违背了问责制对失职者进行惩罚的初衷，也在形式和过程上，破坏了公众对政策的信任感，弱化了问责，弱化了对他人的警示。符合条件复出的官员，通过公开透明的程序，也可以重新开始工作和生活，不必时时面对质疑和处处解释。因此，公开和透明地复出，对政府、公众和复出个人才算是负责任的做法。” 呼唤“官员复出机制” 不少受访者认为，提高政府执行力的关键，在于加强对权力运行过程和结果的监督与问责。目前我国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官员问责制度，应该尽快建立官员复出机制，使官员复出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否则，难脱“人治”色彩。 “问责官员重新起用必须符合程序，必须尊重现有制度。”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李明伟教授认为，“应该加强对于被免职官员的跟踪监督措施。经过严格符合程序的考核，并置于公众监督之下，达到条件，应该重新起用。实质上，对于被免职官员‘去向’的追问，对于那些官员表现的追问，就是对相关制度的追问。” “在官员复出制度的建立上，要重视公正和公平，特别要重视公开，因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透明本身就是一种监督。”杜立元律师建议，“首先，在官员的处分上，应当保持审慎的态度，严格依据法律规范和党纪党规执行，在尚未确定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不能被媒体舆论所左右，更不能为了息事宁人就随意免除官员的职务或强迫官员‘引咎辞职’。其次，在官员的复出上，对下马的官员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对待，不能盖棺定论。应当建立健全跟踪、考核、评选机制，对其辞职后的工作保持关注，确实优秀的人才，在符合考核标准的情况下，还应允许其恢复公职或就任其他领导职务。再有，在复出制度的设立、实施过程中应充分重视群众的智慧、尊重群众的权利。在广泛吸纳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将合理内容制订到制度中去；在制度的实施上，应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公开官员复出任职的事由、依据、程序，对官员复出的决定由群众行使一部分的参与权和决定权；官员复出制度的实施应当接受群众的监督，及时公开解答群众的质询。” “应该把官员的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区分开来。官员要勇于承担政治责任，当其执政能力或者工作方式受到质疑时，应当主动辞职。”李成言教授认为，“对于敢于承担政治责任的官员，要给复出的机会。但是，在任用的程序上，整个过程要公开、透明，最终应当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程序批准后再任命。” “官员被问责，不应成为‘避风头’或是一种暂时的过渡，而应该是实质性地责任追究。”齐善鸿教授认为，“官员复出的程序，应该公开化和透明化。应该遵循一定的制度，什么情况的人可以复出，复出的原因是什么，都应明明白白地公之于众。因为这些人被免或者辞职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那么，在他们复出的时候，也同样需要有个对公众告知的程序。（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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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w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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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咎辞职者的反思是问责制度完善的另一种保障引咎辞职者的反思是问责制度完善的另一种保障
2008年09月30日 07:24:12 来源：新京报 在“三聚氰胺牛奶”事件中，“问责风暴”再次刮起。这是近年来继非典、开县井喷和北京密云踩踏事故之后，中国政坛掀起的新一轮“问责风暴”。 当然，虽说是“风暴”，这一切也并非“无章可循”。从山西襄汾溃坝案、河南登封矿难的问责，到深圳 歌舞厅大火案、三鹿奶粉事件的问责，从孟学农引咎辞去山西省长，到李长江、吴显国去职，无不是依据《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等的有关规定进行的。 由于问责主体不明等原因，目前在一些地方还是存在着“千斤顶官员”，似乎无论发生了多大的事，受到社会多么严厉的指责，都能“扛着”，有些草草向公众道歉了事。显而易见，这些都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抛弃的。关于这一点，公众的确从最近的“问责风暴”中看到希望，也借此希望这种政治问责能够日常化、制度化、透明化。简而言之，使问责成为一种政治文化。 谈到引咎辞职或者如何建立起一种好的问责文化，我总会想起2003年8月发生在法国的一件事。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热浪，使法国许多老人在酷暑中死亡。事后法国殡仪部门透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这年夏天法国死亡人数比2002年同期增加了13632人，而死亡人数的增加主要就是酷暑所致。 之所以会在短短几天热死这么多人，而且是老人，自然和法国的气候有关。由于夏季通常并不太热，绝大多数法国人家里并没有安装空调设备，有的人家甚至连电扇都没有。不过，面对持续炎热的天气，法国卫生总局在危机期间的表现实在欠佳。当危机达到一定程度、医院和社会救助部门频频告急时，卫生总局等部门依然上报说“局面已经得到有效控制”。由此，卫生总局局长吕西安?阿本海姆不得不引咎辞职，成为这一危机中第一个下台谢罪的官员。 有意思的是，这位生于卡萨布兰卡的医学教授并没有一辞了之。不久后，阿本海姆出版了一本名为《酷暑———公共健康问难》的书。当然，就私心而论，这本书不乏阿本海姆为自己辩解的成分，此前我也曾在法国的电视辩论中亲见阿本海姆为自己如何开脱，而当地不少媒体也称他不过是“政治牺牲品”或者“法国度假文化的牺牲品”。当然，对于法国公众而言，重要的是阿本海姆在这本书里详细地分析了法国公共卫生体系中的种种不足，以图改进。 一个引咎辞职的官员，如果能够怀着公心，诚心诚意希望类似事件不再发生，而且不因自己的去职而忿恨政府与社会，我想，无论他们著书还是写文章，对这个国家都将是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毕竟，问责的完成，除了失职官员外，也包含对制度漏洞的问责。而下台官员的参与，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制度完善的另一种保障，因为每个人的声音都很重要。又毕竟，失职者对自己操作的机器为何失灵，总是最熟悉的。虽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但是在危机处理过程中，相较局外人而言，当局者总还是有更多的内情可以掌握，有更多的素材可以呈现。□熊培云(北京 资深评论员)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9/30/content_10134240.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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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盛彦
地厅人事、地厅简历版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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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官员"凭什么"东山再起" 厘清"官员复出"机制是关键 官员问责体现的是官员任免机制上的完善性和科学性，让有能力的“问题官员”复出，则更多地体现出政治理念与制度的理性
进入9月，多位中高级官员在襄汾溃坝和“问题奶粉”等重大安全事故中因问责而辞职或被免职；人们在肯定果断问责的 同时，对这些官员被问责后涉及“复出”的程序也比较关心。 此前的8月28日，一篇题为《掌控当前经济形势的政策建议》的文章在网上引起公众的关注，文章署名为“原国家统计局局长、现中海油高级研究员”。本刊记者了解到，该文之所以能够引起公众的关注，并非文章的内容，而在于文章的作者——邱晓华。这是邱晓华被“双开”消失后首次露面。 2007年1月2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经查，邱晓华在任国家统计局领导职务期间，收受不法企业主所送现金；生活腐化堕落，涉嫌重婚犯罪。”邱晓华被开除党籍，并给予行政开除处分，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有关邱晓华的情况却未见有下文，也无正式的消息披露。直到这次看到他时，这名前高官已陡然“变身”为大型国企“高级研究员”了。 邱晓华的复出过程，使公众在“云山雾海”中留下不少的悬疑。事实上，在邱晓华之前，类似的高官复出现象不断。 “随着我国官员问责制不断规范和完善，而与之相对的官员复出机制却并不健全，相关规定十分模糊、笼统，缺少操作性和程序性，弹性和随意性很大，需要尽快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龚维斌教授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只有通过制度化程序赋予权力的复出官员，才会让公众心服口服，而官员在重新履职中也才会更有底气。如果没有科学的制度支撑，官员复出缺乏严格的程序性，会令官员问责制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受到损害。” “问题官员”悄然复出 9月14日上午，“复出”刚满一年的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因为襄汾溃坝事故再次请辞，成为公众视野中第一个两次请辞的省部级官员。 2003年“非典”时期，包括孟学农、张文康在内的千余名各级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问责”。随后，在松花江污染事件、重庆开县特大井喷事故、北京密云踩踏事故、山西“黑砖窑”事件等重大事故中，高层一次次“铁腕问责”，让一个个行政不作为、乱作为者丢掉“乌纱帽”。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力度不断加大，官员非正常“下马”现象也不断增多。但本刊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有些官员被问责后又很快复出，而复出的程序又不公开透明，致使社会上议论纷纷。 2003年因处理SARS疫情不力，卫生部长张文康与北京市长孟学农被免职，其后张文康转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任，并当选全国政协科文体委员会副主任，而孟学农则获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委办公室副主任，后任山西省省长。国家环保总局原局长解振华因2005年11月松花江污染事件引咎辞职。2007年1月5日下午，解振华的名字出现在国家发改委网站新领导名单中。2003年12月23 日，重庆开县井喷特大事故夺去了243条人命；2004年4月，中石油老总马富才提出引咎辞职，后复出任国家能源办副主任…… 从上述可见，有些官员因各种原因丢了“乌纱帽”，但在“风暴”过后又被委以重任的情况成了政坛新“惯例”。 “目前很多官员都是悄然复出，对公众欠缺一个应有的说明。因此，往往令公众对之前的问责产生质疑。”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无论是本着‘治病救人’，还是‘发挥余热’的精神，有些官员复出本身并没有错，这表明了政府在干部任用上的突破，对于违法违纪官员，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视其具体情节，安排合适的职位，让其继续发挥有益的作用。这体现出政治理念与制度的理性。” 凭什么“东山再起” 现代政府是责任政府，政府官员都有明确的任期目标。受访专家认为，如果在任期内发生重大责任事故，政府官员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即使事故不是行政一把手直接造成的，也应为此承担道义和政治上的责任。 2005年通过的公务员法对引咎辞职有明确规定。但对这些被问责去职的官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复出、相关程序应该如何履行等关键性和敏感性问题上，公务员法却只字未提。 “干部任用条例第六十二条有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 “这在制度上依然需要具体的实施细则。对官员复出，有必要建立起更加严格的规则加以执行。” “官员能否复出，这关键取决于他犯的是什么错。”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成福认为，“如果官员仅是道义上负有责任，那么引咎辞职后可能被重新任用。比如，在某个庞大的组织体系中出了事情，主要责任不在于一把手，官员引咎辞职更多的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中央看到他的政治素质过硬、工作能力突出，这个人还是可能被重新任用。” 多数受访者也认为，对于曾经犯过错误，负有责任而降职、免职、引咎辞职的官员，今后就一定不能再起用，这倒未必，但整个过程应当公开透明，给公众一个明确的交代。 “官员也是人，只要是人就有犯错误的可能。”北京东城区灯市口一位姓张的市民对记者发表了他的看法，“对敢于在道义上承担责任或偶然犯下错误的官员，应给他一个复出的机会。关键是复出这个过程要让老百姓能够看明白。” “对一个本身颇有才能而偶然犯下错误的官员永不重用，这无论对本人还是社会都是一种浪费。更何况引咎辞职属道义担责，和事故的直接责任人受到党纪国法处理是两回事。”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让德才表现突出却因突发事故引咎辞职的官员适时、以适当方式复出，用人之长、给人出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视为一种政治理性。问责官员体现的是官员任免机制上的完善性和科学性，而让有能力的被问责官员合理复出，也是一种政治理念与制度的理性。” 官员复出存在制度软肋 “官员复出容易引起人们的争议，主要是人们对官员复出的原因、条件和程序不清楚。”龚维斌教授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国干部选拔任用体制尚待完善；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存在着官官相护现象，对于失职的领导干部象征性进行责任追究，为了平息群众的不满情绪，要么让其‘冷却’一段时间，然后官复原职，要么异地做官或者平调到其他重要岗位。群众对这些做法十分不满。” 张鸣教授认为，“在缺乏民众有效监督的情形下，官员问责有原因，而复出如果不能保证程序的透明与公正，那么其合理性、合法性必然会遭到公众的质疑。这样操作甚至会让人怀疑是一种变相的调动。也不利于维护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 “官员复出意味着曾经犯过错误的官员又重回领导岗位，重新掌握了一定的权力、金钱等社会资源。因此官员复出的社会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大于官员下马，所以建立官员复出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认为，“对官员的问罪与定罚应该循法，量才与起用更应当循法，官员复出制度就为官员的量才和起用提供了可循之法。如果官员复出没有制度的规制和约束，那么‘法治政府 ’、‘阳光政府’在民众心里就成了口号。” “官员在引咎辞职后，如在短时间内迅速复职，实际上这是对其另外一种形式的补偿。”齐善鸿教授认为，“如果官员复出过程不公开、不透明，这不仅违背了问责制对失职者进行惩罚的初衷，也在形式和过程上，破坏了公众对政策的信任感，弱化了问责，弱化了对他人的警示。符合条件复出的官员，通过公开透明的程序，也可以重新开始工作和生活，不必时时面对质疑和处处解释。因此，公开和透明地复出，对政府、公众和复出个人才算是负责任的做法。” 呼唤“官员复出机制” 不少受访者认为，提高政府执行力的关键，在于加强对权力运行过程和结果的监督与问责。目前我国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官员问责制度，应该尽快建立官员复出机制，使官员复出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否则，难脱“人治”色彩。 “问责官员重新起用必须符合程序，必须尊重现有制度。”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李明伟教授认为，“应该加强对于被免职官员的跟踪监督措施。经过严格符合程序的考核，并置于公众监督之下，达到条件，应该重新起用。实质上，对于被免职官员‘去向’的追问，对于那些官员表现的追问，就是对相关制度的追问。” “在官员复出制度的建立上，要重视公正和公平，特别要重视公开，因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透明本身就是一种监督。”杜立元律师建议，“首先，在官员的处分上，应当保持审慎的态度，严格依据法律规范和党纪党规执行，在尚未确定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不能被媒体舆论所左右，更不能为了息事宁人就随意免除官员的职务或强迫官员‘引咎辞职’。其次，在官员的复出上，对下马的官员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对待，不能盖棺定论。应当建立健全跟踪、考核、评选机制，对其辞职后的工作保持关注，确实优秀的人才，在符合考核标准的情况下，还应允许其恢复公职或就任其他领导职务。再有，在复出制度的设立、实施过程中应充分重视群众的智慧、尊重群众的权利。在广泛吸纳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将合理内容制订到制度中去；在制度的实施上，应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公开官员复出任职的事由、依据、程序，对官员复出的决定由群众行使一部分的参与权和决定权；官员复出制度的实施应当接受群众的监督，及时公开解答群众的质询。” “应该把官员的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区分开来。官员要勇于承担政治责任，当其执政能力或者工作方式受到质疑时，应当主动辞职。”李成言教授认为，“对于敢于承担政治责任的官员，要给复出的机会。但是，在任用的程序上，整个过程要公开、透明，最终应当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程序批准后再任命。” “官员被问责，不应成为‘避风头’或是一种暂时的过渡，而应该是实质性地责任追究。”齐善鸿教授认为，“官员复出的程序，应该公开化和透明化。应该遵循一定的制度，什么情况的人可以复出，复出的原因是什么，都应明明白白地公之于众。因为这些人被免或者辞职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那么，在他们复出的时候，也同样需要有个对公众告知的程序。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10/05/content_10149697.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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