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继增

    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

    他出身国民党元老之名门，却在革命低潮时投奔了共产党；他是党的忠诚战士，却戴着手铐走完了长征路；他曾多次被捕入狱，却每次都奇迹般地生还；他曾因“海外关系”被批判，却凭这关系在外交战线上独树一帜。

    他就是童年被叫作“肥仔”，晚年被尊为“廖公”的杰出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廖承志。

    战火中的母子情与夫妻爱

    廖承志，广东惠阳人。父亲廖仲恺和母亲何香凝1902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1908年9月25日廖承志出生于日本东京，广东人喜欢称胖乎乎的小男孩为“肥仔”，小承志敦厚壮实，虎头虎脑，父亲一声“肥仔”，这昵称就伴随了他的一生。廖承志东京的家，实际上是孙中山主持反清、反袁、讨论三民主义的主要聚会场所，所以他从小便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在随父母的国内外漂泊中，他一边上学一边经受着大浪淘沙的洗礼。1924年回到广州时，他第一次见到了来家找父亲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以后他又见过周恩来几次，渐渐熟悉起来，他们虽然年龄悬殊，但一起谈论时倒像是“同辈朋友”。从此周恩来就称他“小廖”，并几次救了他的生命。

    廖承志在父亲和周恩来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加入了国民党。1925年6月广州沙基惨案发生时，走在游行队伍前面的廖承志遭英军开枪射击，打飞了帽子，差点送命。两个月后，近代民主革命家、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右派杀害，年仅48岁。入棺时，17岁的廖承志和姐姐廖梦醒扶着泣不成声的母亲向父亲的遗体告别，耳畔又响起三年前父亲在狱中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留给他们姐弟的诀别诗：“女勿悲，儿勿啼，阿爹去矣不言归。……人生最重是精神，精神日新德日新。留有一言须记取，留汝哀思事母亲。”廖承志牢记父亲遗言，树立革命理想，接触马克思主义，也做了侍奉母亲的大孝子。

    廖仲恺被害，随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大规模被屠杀，腥风血雨使廖家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何香凝辞去了在国民党中的所有职务，开始了隐居作画的生涯。廖承志也毅然退出国民党，决心寻求共产党。何香凝为防止再被谋害，就送他们姐弟俩到了日本。廖承志入早稻田大学学习并参加了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领导的学生组织，他因从事革命活动被警察数次拘捕入狱，最后被校方开除后驱逐出境。此时，国内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广州起义被镇压，白色恐怖加剧，斗争形势进一步严峻，然而廖承志依然义无反顾，于1928年春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他20岁。

    当年11月，廖承志被党组织派往德国柏林亨德第二大学学习，翌年任汉堡国际海员俱乐部书记，发动领导中国海员的声援活动和政治运动。不久何香凝也因不满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而流亡巴黎，靠卖画度日。廖承志知道后，立即把母亲接到了柏林。在这里何香凝意外地碰到了宋庆龄，这一对中国政坛上的巾帼女杰，互相激励，撞击出一束束炽烈的革命火花。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她们马上赶回上海，立即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她们上前线慰问第十九路军，组织义勇军医疗队，创办伤兵医院，向海外募集援助。但在百忙之中何香凝更加惦记许久没有音信的儿子。

    有一天晚上，何香凝被叩门声惊醒，一个穿长衫的青年人走入她的房间。“肥仔！”何香凝惊喜地喊出声来，廖承志也一下子奔到妈妈的床前，朝夕思念的母子相见了。母亲盯着儿子消瘦而又坚毅的面容，百感交集。她虽然并不知道儿子已参加了共产党，但知道他在国外流亡、坐牢，受尽了苦，“现在干的是大事业，聚少离多已是定了的事”。在和母亲团聚的短暂日子里，廖承志总是千方百计尽一个儿子的孝道。他每天一早一晚、出门前和归来后，都要先去看看母亲，以致后来多年成为习惯从不懈怠。如果母亲正在作画，他就磨墨、调色、铺纸，向母亲请教画画方法，有时也兴致勃勃地画上几笔。这奠定了廖承志的绘画基础，使他成为在中共高级干部中少有的以漫画和宣传画鼓舞士气、抨击敌顽的特殊人才。闲暇时，廖承志就给母亲讲一些外面的趣闻和家庭琐事，母亲总是听得津津有味，那双望着儿子的眼睛显得格外满足和慈祥。后来尽管何香凝年事已高，但她每天早晨都要炖一碗浓浓的红枣汤给儿子喝，说这滋补身体，每当这时廖承志就像个孩子似地当着母亲一饮而尽。有一次廖承志被国民党逮捕后关进了法租界，何香凝致电全国军事长官，表示情愿“与儿共留囹圄，惟不愿留外国囹圄，要求解往华界，即死亦愿在华界，不在租界”。同日，她又接见记者，指出：“廖承志原在德国留学，因有慨于暴日侵凌，国难日急，认为此时应舍身报国，决非枯坐求学时期，遂即愤而返国。不料返沪仅两星期，就遭非法逮捕。”她向当局要求早日移交华界，依法释放。在宋庆龄、何香凝的营救下，廖承志最终获释。

    何香凝在上海光裕坊的邻居、老朋友经亨颐，也曾留学日本，投身革命，任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代理中山大学校长等职，是著名教育家、金石国画家。他的女儿经普椿从浙江老家来上海看望父亲，常帮何香凝做些家务。廖承志这次获释后，与经普椿第一次在家里见面了。随着接触增多，“我们俩就渐渐地熟悉起来，我发现他多才多艺，会唱歌，会绘画，懂外语。他当时画我的一幅肖像油画一直珍藏至今……”（经普椿：《我与廖承志半个世纪的恩爱》）一个多月后经普椿回了浙江。1933年8月，党组织通知廖承志奔赴川陕苏区，行前，他给心仪的恋人留下一信，说：“如果你真正爱我的话，请再等我两年……”然而戎马倥偬，3年过去了，廖承志并没有如约回来。现在“阿普”怎样了？还在等他吗？这使他牵肠挂肚。后来从母亲的信中得知，阿普还在痴情地等着他，这令他十分感动，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普事，已详致醒姐信中，请告诉她在政治上好好学习，要研究进步的思想，我们终有相会之日的。她能等待我这么多时日，我是想不到的，因此前函中也没有问，请先告诉她我身心一如昔日，她可以放心，我没有负她……”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廖承志给母亲写信说：“抗战发动，我们相见之期自在不远。普妹等我四年，希望您喜欢她，她的小姐脾气谅已除去了吧？”这年12月，廖承志根据中央决定，前往香港组织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何香凝接到儿子的电报知道了赴港日期，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偕女儿、女婿及“准儿媳”经普椿从上海乘船提前到了香港。廖承志一眼就认出了已在码头迎候的日夜思念的阿普，阿普也认出了他，两人紧紧握手，眼里迸出喜悦的泪花。1938年1月11日，他们举行了婚礼，除了廖家在香港的众多亲属，宋庆龄也来了。廖承志穿着长袍穿梭于客人中间敬烟倒水，很是滑稽，惹得大家窃笑，他也笑着说：“母亲之命，有何办法哟！”何香凝更是满面春风，笑得合不拢嘴。婚后，廖承志马上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经普椿看到他整天疲劳的样子，总是劝他注意休息，爱护身体，他摊开双手笑笑说：“这没什么，比起前方的抗战将士，我们还差得老远啦！”经普椿常给他熬汤补身子，同时积极参加香港的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女儿廖蒹出生，给他们平添了生活的温馨。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形势日紧，廖承志甚至来不及和母亲、妻子及刚出生的女儿告别，就奔赴了新的战场。

    逆境中的铁血男儿

    廖承志一生中的许多时光是在监狱中度过的。有人统计，他平均7天中，就有1天是在坐牢。头四次坐牢是在国外，其中三次在日本，一次在荷兰。后两次是在国内被国民党逮捕的。还有一次是被张国焘迫害，被内定“枪决”，但因情况特殊被铐着随同行军走完了长征，称之为“流动坐牢”。廖承志命运坎坷，然而在逆境中，他却笑对苦难，什么时候都是潇洒，豁达，幽默，风趣，多情而又多义陪伴了他的人生，铁血男儿铸造了他的风骨。

    1933年3月28日，由于叛徒告密，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的廖承志，被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勾结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监禁在租界拘留所。他们突击审讯，逼迫廖承志说出上海地下党名单，又暗示他母亲可能危险，但他毫不退缩，怒斥国民党勾结外国人迫害革命志士的罪行。3月30日上午，江苏省高等法院上海分院刑事一厅开庭审理，主持审讯的厅长是和柳亚子相熟的郁华。柳亚子前往旁听，郁华告诉他，南京军法处要求将廖引渡到南京。柳亚子赶紧到何宅与何香凝商量，他们认为廖承志若到南京，营救的难度就大了。两人决定去找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的吴铁城。病中的何香凝叫人用藤椅抬上汽车，来到江湾叩响了市长官邸的大门。吴铁城叫她客厅里坐，何香凝大声嚷道：“我不是来做客的，我是来坐牢的！骂蒋介石要算我骂得最多了，你们为什么不抓，却把无辜的青年抓起来!”柳亚子也喊着：“廖夫人坐牢，我也作陪！”吴铁城犯了难，怕廖夫人有个好歹无法交待，就通过宋子文向蒋介石请示，蒋吩咐“瞧着办，不要搞得不可收拾”。吴铁城向何、柳二人作了同意保释廖承志的答复。与此同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宋庆龄的主持下，召开了临时执委会议，随即发表宣言，要求立即释放廖承志。这样，廖承志在经亨颐、柳亚子和宋庆龄的担保下获释。

    廖承志获释后，时刻处在国民党鹰犬监视之下。他足不出户，一边陪母亲作画，一边等待党组织的指令。1933年8月的一天，廖承志不辞而别，悄悄离开上海，前往川陕革命根据地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临行前他留下三封信，一封给母亲，一封给经普椿，另有一封给柳亚子，他写道：

亚子先生：

    我现在不得不再次遗下年老多病的母亲，离开此地了。春间三月的时候，曾得到先生的营救和奔走，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件事。这次我的出走，是不会令先生受到连累的，因为在这方面我都准备好了，万望先生放心！我觉得，与其偷生来安慰爱护我的少数的人们，不如失掉爱护我的人们的安慰——因为大多数人的幸福是在前途等着。这是历史的命运所给予人类的重担，这重担也许很重，但是我也只能这样做了。如果世间真有上帝其物的话，我只祈求他能减少我母亲的苦痛。也许将来还有一日，可以在先生面前求恕我的不辞而行。如果先生不怪我在这样的情形下面胆敢向先生请求的话，我只希望先生在月中花一些时间，如能这样，我母亲便不致如在无人岛上了。也许将来，中国的孩子们不必这样地离开他们的母亲吧。能这样，很多人的死便不是徒然的了。

              谨以至诚，祝先生健康！

承志再拜
           

一九三三年八月 


    在川陕苏区，担任川陕省委常委、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的廖承志，看到张国焘的一些做法很有问题，就在一次省委常委会上提出“肃反的做法是否‘左’了”的疑问，张国焘拍着桌子把廖承志压了下去。事后派人调查，结果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于是张国焘等人在11月的一个晚上，亲自突击审讯，逼问廖承志来川陕苏区的目的，煽动一些人批斗廖承志，让一个被屈打成招的干部指证廖是“特务”、“奸细”，廖承志当晚便被铐起来。1934年12月，川陕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省委负责人周纯受张国焘指使，在会上说廖承志出身国民党要人家庭，他的家庭出身是资本家，海外关系复杂，这样的人够格当共产党员吗？如果不够格该怎么办？结果廖承志被开除党籍，打成“反革命”，并准备将他处决掉。

    1936年9月，红二、四方面军到了黄河边，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下部队，却看到了被押送途中的廖承志，很快意识到他的处境，只是紧紧握了一下廖承志的手，然后上马走了。晚上，他派人把廖承志叫到司令部，当着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面，佯装发怒地说：“廖承志，你认识了错误没有？”廖回答：“认识了。”“改不改？”“改——！”“改了就是好同志！张主席还是欢迎你的。”周恩来机智地将张国焘的嘴给堵了起来，也为廖承志的“错误”结了案。张国焘本来要处决廖承志，可是见周恩来站在自己一边训斥了他，顿时觉得周恩来给了面子，心头的火气也消了，下令说：“不杀廖承志，以观后效！”1936年12月，张国焘在预旺堡召开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逮捕廖承志等人是错误的，使他们“受了委屈和冤枉”。廖承志在周恩来的挽救下捡回一条命，恢复了党籍和自由。

    廖承志在被羁押的日子里，仍发挥自己的音乐美术方面的特长，画马克思的像给连队张贴，教干部战士唱《国际歌》，还把自己的口粮分给伤员。有位女红军在噶曲河边分娩了，大家忙着找尿布、食品和担架，准备抬过草地，谁知她为了不增加人们的负担，偷偷把小宝贝扔进河里！廖承志亲眼看到这位坚强的母亲又加入到行军的队伍，他被深深震撼了，几次为此作画，但每到“扔孩子”那一笔时，廖承志的手都颤抖起来，泪水模糊了视线……他顿时觉得自己的冤屈不算什么，他挺胸抬头，带着手铐和战士们爬雪山过草地，周围的同志们以敬仰的眼光看待这位特殊的“犯人”，和他一起唱着歌走完了万里长征。廖承志到延安后在红色中华通讯社，负责日、英、德、法文的电讯翻译，后任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他认真的工作态度和极强的业务能力，很快赢得了同志们的信任。九死一生的廖承志给母亲发去一讯报平安，母亲回电鼓励：“须努力奋斗”。1937年6月25日，毛泽东在给何香凝的信中说：“……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兴奋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承志，在此甚好，大家都觉得他好，望勿挂念。”

    不久廖承志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兼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委员。18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并担任主席，宋子文为会长，廖承志积极协助他们联系美、英、法、加、澳等许多国家的援华团体，筹集药品、食品、医疗设备和资金，再通过办事处转送八路军和新四军。鉴于香港形势吃紧，1941年1月12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指示做好在香港的文化界和党的工作者的撤退工作。廖承志冒着炮火在市内寻找散居的爱国人士并安排隐蔽。1942年元旦之夜，廖承志和连贯二人在日军枪口下乘小船偷渡到九龙，找到东江游击队和粤东省委负责人，交待营救任务，安排转移计划，把他们顺利撤至海丰马宫港，再转往内地。到5月初，安全转移了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茅盾、夏衍、胡绳、梁漱溟、胡风、宋之的、邹韬奋、蔡楚生等800多名著名爱国人士、文化精英和党的干部；此外，还接应2000多名去内地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护送一大批国际友人到达内地和海外。

    1942年5月30日，由于郭潜叛变告密，廖承志在广东韶关乐昌县坪石镇被国民党军统逮捕，秘密押解到赣南马家坝集中营。他托人给仍在韶关的经普椿送来一信：“我被关在江西监狱，死不足惜，但决不做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老百姓的事，请放心。”关押期间，廖承志受到非人折磨，得了肺病，面黄肌瘦，但他依然不向恶势力低头。监狱主任是个认识廖承志的叛徒，曾找廖谈话十多次，又安排一年轻女子施以“美人计”，但毫无结果。廖承志对游说他的人讲：“你们不必频繁找我谈话，我同你们没什么可谈的。”“三民主义，我在东京时就听到孙中山先生与我父亲谈过很多，那时各位还在襁褓之中，今天何必对我上这种政治课!”蒋经国那时“主政”江西，也以“兄弟”身份前去探望并劝降，被廖承志严词拒绝。他以乐观的态度面对铁窗生涯，利用一点难得的纸墨画了《仕女图》、《思乡图》、《狱中生活》、《郑成功抗倭图》等作品，并题上“男儿自古谁无死，留得芳名照汗青”。还创作了《南柯子》词，曰：“赣南炼狱日，慷慨赋别词。决心作烈士，生死任由之……”

    廖承志心坚如铁，做好了随时牺牲赴死的准备。他在狱中写了《拜别慈母》：“半生教养非徒劳，未辱双亲自足豪。碧痕他夕留播众，不负今晨血溅刀。”又写了《诀普椿》：“往事付流水，今夕永诀卿。卿出革命门，慎毋自相轻。白发人犹在，莫殉儿女情。应为女中杰，莫图空节名。廖家多烈士，经门多隽英。两代鬼雄魄，长久护双清。”（注：何香凝笔名“双清楼主”）他在托人带给周恩来的信中说：“……小廖到死没有辱没光荣的传统！就此和你们握手，中国共产党万岁！”廖承志的信和他在狱中顽强的斗争精神，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同志的高度赞扬，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仍在狱中的廖承志被代表们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46年1月，国民党军统局给江西赣南站发来电报：“奉委座谕：着将廖承志解来重庆于本月内召见。廖现由江西调查统计室关押，希即前往提解赣州乘飞机飞渝。”这样，形容憔悴的廖承志提着一件破被褥，在4名武装特务的押送下，从赣州黄金机场飞抵重庆。他们给廖承志量做衣服，给他理了发。蒋介石以“世伯”身份在歌乐山一幢房子里召见，说：“辛苦啦，只要你不再给共产党做事，我一定重用你。如果放了你，想留你在我身边，怎么样？”又说，“你是廖仲恺、何香凝的后代，要对得起他们。” 廖承志明确地回答：“我只有现在这样才对得起他们！”蒋说：“既然这样，你就不要后悔。”廖承志没有再说话，又被带回歌乐山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只是伙食有所改善，廖承志心想恐怕老蒋见我不思悔改，让我吃好一点，要送终了。此时，中共根据重庆谈判签订的《双十协定》，一再提出释放政治犯；宋庆龄、何香凝也再三向蒋介石交涉，才迫使蒋介石把廖承志列入交换政治犯的名单。廖承志于1946年1月22日终于获释。廖承志回延安后担任新华社社长，适逢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他又告别了刚生产不久即将撤离延安的妻子，同新华社大队人马奔赴太行山区。

  两岸间的“手足袍兄”

    建国后，廖承志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全国青联主席、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务。此间，他给蒋经国写的那封文采斐然、语重心长的公开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是他晚年外交生涯中闪光的一笔。

    1982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邓颖超，看到蒋经国在台湾发表的悼念其父蒋介石的文章，她感到文章中透露出一种“温情”信息，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促进两岸关系的打通。于是立即召开对台领导小组会议进行研究，建议由副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以私人身份给蒋经国写封信，大家也认为老廖是写这封信的最佳人选。廖家与蒋家是世交自不必说，廖承志与蒋经国既是儿时的好友，又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过去只是“道不同不相与谋”罢了，而现在不一样了。如果此时廖承志站出来写信，不仅可以展现大陆强大的政治力量，还能以同窗兄弟的口吻对蒋经国进行鼓励和劝慰，话说重了也不要紧，具有不可替代的私谊力量。此举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认可。这样，一封温润感人的公开信便在1982年7月25日发往台北，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同时将这封信传遍了全世界。这封与大陆行文习惯迥异的著名信件是这样写的：

经国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讯，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

    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摒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情深，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而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久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

    孙先生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光辉业绩，已成定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综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今日吾弟在台湾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双方领导，同窗挚友，彼此相知，谈之更易。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义之真谛，吾辈深知，毋须争辩。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心中有数，亦毋庸赘言。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近读大作，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厝于慈湖，统一之后，即当迁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诚哉斯言，盍不实践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论，蒋氏两代对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个人而言，可谓忠孝两全。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纭。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廖廓海天，不归何待？”

    人到老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湾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候复音。

    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

                顺祝
近祺！


              廖承志     

            1982年7月24日 


    据说，蒋经国戴着老花镜看完廖信的电文后，当时是“默不作声，不置可否”；但很快将心腹要员钱复召来官邸，“告以廖承志有电报给他，内容尽是威胁利诱”。表示“来而不往非礼也”，不能沉默，要公开表明坚硬的立场，回绝中共的“统战阴谋”。蒋经国考虑到自己的政治身份，不便亲自答复，于是搬出远在美国纽约休养的继母、国民党中常委宋美龄，请她以长辈的名义给廖承志回信。1982年8月17日，一封“口气不小”的电文出人意料地传到廖承志的手中，宋美龄称：“承志世侄：七月廿四日致经国函，已在报章阅及。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这封公开信除表明她的死硬立场外，还从称赞廖仲恺、何香凝对“本党”的贡献入手，谈到在重庆“若非先总统怀仁念旧，则世侄何能脱囹圄之厄”？她说服廖承志“敝帚自珍，幡然来归，以承父志，澹泊改观，养颐天年”，“倘执迷不醒，他日光复大陆，则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愿欣赏雪窦风光，亦决不必削发，以除余劫，回头是岸，愿扪心自问。”谁都知道，廖、宋两人的信不全是他们个人的观点，都代表着各自政治集团的立场，如果此时撕开面皮再公开争论下去，显然不妥，毕竟蒋经国才是台湾真正的当权者，所以对宋美龄发出的议论不再回应。但宋美龄却认为自己棋高一着，1984年2月又兴致不减地写了一封《致邓颖超公开信》，邓回了信，使宋的态度有所缓和；这年邓颖超80大寿时，宋美龄还托人送了一个做工精细的玻璃兔。

    尽管表面上蒋经国对廖承志的信持抵制态度，但实际上已在考虑台湾与大陆的和合问题了。他曾派密使沈诚三度赶赴北京进行联络，得到会晤叶剑英、邓颖超、杨尚昆、邓小平等高层领导人的机会；特别是大陆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吸引了世界投资热潮，蒋经国不得不考虑台湾的利益，于是就有了1986年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包括解除“戒严”，“国会”改造及加快台湾开放步伐等多项重大决策。蒋经国还下令在中央成立了“大陆工作指导小组”，他觉得“中共还是有诚意的，国共两党高层次的对等谈判是可行的。”廖承志的公开信似乎成了一道分水岭，由原来两岸的彼此对立，铁板一块，到打破坚冰，出现悄然的松动，甚至国共两党重新走向接近。这种局面的形成应该是大势所趋，综合因素的结果，但廖承志这位“袍兄”的信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两岸关系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中日间的“民间大使”

    廖承志生在日本，长在日本，在日本生活、学习了16年；回国后又重回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深造，并曾因参加革命活动3次被日本投入监狱。因此，他不仅谙熟日本的风土人情、社会状况，而且练就了一口地道的日本话，以致他后来在北京通过电台发表日语讲话时，日本民众都说其声音“和本国人说话一模一样”，这就使他在日本民间极具亲和力。另外，新中国刚诞生时，与美国、日本以及台湾还存在着对立，而廖家仅在香港就有400多个亲属，美国、日本也有不少朋友，廖承志就是利用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进行民间沟通，协调和改善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从事中日两国间的交流活动，他如鱼得水。他以“交朋友”的方式，作了真正的“民间大使”。

    建国伊始，周恩来提出：“先在中日两国人民间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为半官方外交，这样来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决定在北京举行。这年5月，作为会议中方负责人之一的廖承志，在北京接待了二战后来华的第一批日本友人。当时日本政府严禁本国公民到中国来，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这批日本友人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廖承志对接待组组长孙平化说：“老孙，你作为历史见证人，要记住，在中日关系史上，应该永远留下他们的名字：帆足计，日本社会党众议员；高良富，女，参议员……他们是不怕犯法，第一批推开中国大门的勇士。”廖承志按照周恩来的要求，会议期间与他们频繁接触，用流利的日语同他们亲切交谈，称赞他们到中国来的勇气，介绍新中国的情况，回忆他在日本时的趣事，描述当年到过的地方，他们听得津津有味。这批日本客人都成了廖承志的朋友。由于孙平化日语水平有限，在接待中闹了不少笑话，廖承志调侃道：“老孙，你还真有水平，讲了连日本人都听不懂的日语。”还是廖承志在关键时刻帮他解了围。

    这年12月，廖承志率团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他结识了日本参议员、外务省嘱托（顾问）西园寺公一，会议最后一天，西园参加了中国代表团的晚宴，并即席发表了希望发展日中友好关系的讲话。宴后他又到廖承志的房间，二人热情交谈，廖了解到他出身名门，热衷于日中友好事业；西园表达了前往中国访问的愿望，廖承志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并很快安排他于当月来到中国。西园寺公一做的第一件事，是就抗日战争期间遗留在中国的日本侨民以及滞留日本的中国人员归国问题的谈判。廖承志坦诚相见，使西园寺公一更加了解中国。西园后来成为亚太地区和平联络委员会的日方代表常驻北京，1958年起全家定居北京，他为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呼吁奔走20多年，被周恩来称为“民间大使”。西园寺公一有事便找廖承志，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撰写的《永远在人民之中》一文说：“廖先生豁达、热情的人品和那直率的诙谐，开拓着人们的心胸，使他们对当时动辄就误认为威胁他们的‘竹幕’之国——新中国，有了真正的了解。在这件事情上，廖先生是做了不朽贡献的。”

    廖承志与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宫岐世民也是老朋友，二人情同手足。他们是世交，当年廖仲恺和宫岐的父亲宫岐民藏就是挚友。廖承志每次到日本，都要登门拜访宫岐世民，向他介绍中国的发展情况。宫岐世民从1953年起访问中国多达21次，每次到北京也都去拜访廖承志姐弟。有一次廖承志访问日本，在宫岐家中做客并题诗：“再遇蓬莱须满座，年迩七十石为奇。心交两代情长久，并肩百岁举红旗。”宫岐世民对大家说：“如谈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离开廖公是无法谈的。因为他能够用日本人的思维方法来理解日本人的观点，他熟知日本的表里。”

    1973年4月，廖承志率中日友协代表团访问日本。这是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后我国派出的第一个大规模的代表团。出发前，周恩来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他阐述了民间外交与官方外交的关系，向代表团交待一定要去看望为中日邦交尽过力的老朋友，要饮水不忘掘井人。

    抵日后的第二天，田中角荣首相接见了中国代表团。廖承志将笔记本中夹着的几片绿叶呈给他，说：“这是从首相为庆祝中日邦交而赠送给中国人民的樱花树上摘下来的，是周恩来总理特意吩咐让我带来的。大山樱如今已在北京扎根落户，长势良好，为感谢首相的好意，请留作纪念吧！”田中郑重地接过叶片，连声道谢。第二天的日本各大报纸都采用了廖承志赠送首相樱花树叶的大幅照片。

    廖承志带领大家到东京护国寺，凭吊松村谦三先生墓。松村早年曾担任过日本内阁文部大臣、农林大臣等职，后为日本自由民主党顾问。他认为“没有日中两国的握手就没有亚洲的和平”，从五十年代起就多次访问中国，是中日友好关系的开路奠基者。但到他88岁去世，还是遗憾地没能看到中日邦交正常化。廖承志想起与这位早稻田大学校友多次北京交往的历历往事，不禁热泪盈眶，他喃喃说：“松村谦三先生，您为日中恢复邦交奋斗到最后一息，现在实现了，您老人家可以安息了……”

    石桥湛山是中日恢复邦交后访问北京的第一位日本首相，毛泽东主席曾会晤并手书条幅赠给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如今这位前首相已重病多日，久不见客。当其家属得知廖承志要去拜望，马上允诺。他的儿子石桥湛一将廖承志一行领到父亲床头，此时的老人已不能说话了。他儿子俯身凑近父亲大声说：“廖会长和孙平化先生来看你了！”老人好像听明白了，嘴唇微微一动。廖承志看到毛泽东的书法就挂在屋内，那龙飞凤舞的题词正是石桥先生几十年为日中友好日夜操劳的真实写照。这是廖承志最后一次见到石桥先生。几天后，石桥湛山先生逝世。正在关西访问的廖承志和孙平化得知噩耗，匆匆赶回东京参加了他的葬礼。

    访日期间的一天傍晚，廖承志对孙平化说，大家都累了，今晚不要安排活动，好好休息一下。哪知刚吃完晚饭，听到隔壁院落十分热闹，廖承志知道又是谁家办喜事了，便让孙平化陪他去看看。孙说：“廖公，你说累，又自己增加节目！”他随廖承志工作20多年，知道他喜欢热闹，也最善于利用各种机会搞民间交往。果不出所料，隔壁人家正在举行婚礼。廖承志进来就兴致勃勃地举起酒杯，用纯熟的江户话（江户位于东京东部城区，幕府时代的日本首都，江户话即为日本普通话——笔者注）祝福新郎新娘白头偕老。他们的突然造访和祝酒使得主人摸不着头脑，以为是不熟悉的日本人赶来凑热闹，当听到廖承志热情地说明来意后，院子里顿时发出一片惊喜声，把婚礼推向了高潮。主人激动地说：“中国贵宾的到来使我家蓬荜生辉，我们永远记住这个日子，日中人民永远友好下去！”

    1978年10月，再次复出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日本。他特意交代外交部：此次访日，一定要带上廖承志这个“日本通”。出访前，廖承志就有关问题与日方驻华机构进行多轮谈判；到达后，日方给予了极隆重的欢迎和接待。廖承志陪同邓小平出席了10月23日两国政府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签字仪式，多年的努力见到正式成果，廖承志不由地想起故去的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也想起自己与日本官方和民间交往的一幕幕，不禁感慨万千！廖承志奋笔手书了周恩来东渡日本时创作的著名诗篇《雨中岚山》，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刻在一块椭圆形的大石头上。这块象征中日友谊的诗碑，至今仍矗立在日本京都的岚山公园里。

    廖承志心脏一直不好，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访时，周恩来曾劝他不必参加每次谈判，但他一知道消息，哪怕服过安眠药也要马上爬起，坚持谈判的全过程。

    1980年5月廖承志的病情加重，经普椿陪他去美国作了心脏搭桥手术。廖承志的体重明显下降，但他很是乐观，有时一天会见七、八起日本、台湾、港澳等地的客人，深夜还在阅读报纸、签署文件。妻子和许多朋友都劝他注意休息，他都一笑了之。他以忘我的精神与病魔抗争了整整3年。可是有一天，人们在报纸上看到了由新华社发布的不幸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同志，因心脏病突发于1983年6月10日5点22分于北京逝世，终年75岁。廖承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关系和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在党内外和国内外都享有盛名……”经普椿悲痛欲绝，她在悼文里说：“五十年的恩爱，半个世纪的坎坷，一起涌现在我饱含热泪的眼前……”噩耗传到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井上靖失声痛哭：“他还比我小一岁啊！”前首相铃木善幸沉痛地说：“廖承志先生与已故的周恩来先生，将永远铭记在我国国民的心中。两位先生不愧是献身于日中两国友好事业的不可多得的卓越人物……”

齐雪平 范新平


一

1933年8月，廖承志加入红军，在罗世文的陪同下到达川陕苏区，任川陕苏区省委常委、工会宣传部长。1934年11月，因反对企图另立中央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左”倾错误，廖承志被强加上“特务”的罪名，开除党籍，囚禁起来。张国焘之所以没有马上杀他，一方面是因为他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何香凝之子，杀了他不好向党中央交待；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多才多艺，不仅懂好几门外语，还会画画、刻写蜡纸。当时，张国焘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发行钞票，需要他刻写钞票的版式。

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廖承志就一直在保卫局的监视下戴着手铐行军。爬雪山，过草地，历尽磨难。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行军到达汶川、理番一带时，几天没见到一粒粮食的廖承志遇到了曾和他一起被张国焘囚禁过的吴瑞林。当时，廖承志由张国焘的警卫排押解着，不准与别人说话。廖承志见到吴瑞林时，做了个鬼脸，笑了笑。吴瑞林见此情景，心里十分难过，便通过警卫排长叶声询问廖承志需要什么帮助。廖承志要求给他弄点儿盐巴，吴瑞林当即解下身上的两个干粮袋叫叶声转交给他，有铁血男儿之称的廖承志顿时热泪盈眶……

然而，即使身陷囹圄、处境艰难，廖承志也没有自暴自弃，行军休息时，一旦有“自由”的机会，就唱国际歌，或拿出纸和笔画画，以此来排解心中的委屈与苦难。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一直关注着红四方面军的动向，对于廖承志的处境尤为关心。1936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特意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话对张国焘还是有分量的）以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给张国焘发电报，批评他在鄂豫皖根据地搞肃反时，有很多“左”的错误和扩大化现象，并要他接受历史教训，认真检查。对于廖承志不仅要保全性命，而且要给以优待。

1936年7月，由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后改编为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达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廖承志跟随队伍经过一个小山坡时，遇到了任弼时。任弼时以前并不认识廖承志，当知道他的身份后，便笑着向他伸出热情的手。这使廖承志十分感动，也使张国焘十分尴尬。任弼时严肃地对张国焘说，如果廖承志需要什么帮助，请你告诉我。张国焘当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是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这样一来，张国焘更不敢轻易杀害廖承志了，但仍然将他关押着。

8月，红四方面军西进川西北，开始长征。廖承志随部队从阿坝进入草地。草地的情景，令人触目惊心，无边无际的草原浓雾蒙蒙，很难辨别方向。草丛里泛着黑色的积水，散发着腐臭的气味，在这千里沼泽中，根本找不到路，战士们只能踩着草墩儿探索前进，一不留神就会陷入泥潭中拔不出腿来。廖承志戴着手铐在草地里跋涉就更艰难了。草地里的气候异常恶劣，一会儿风一会儿雨，晚上宿营时，战士们背靠背互相取暖，廖承志却只能穿着湿衣服孤寂地坐在一边熬天亮。粮食没有了，只好沿途挖野菜，嚼草根，喝带草味的泥水充饥。 

1936年9月，红四方面军长征到了黄河边，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一路打听着廖承志的消息来到红四方面军，看到了被押解着的枯瘦如柴的廖承志。早在20年代，廖承志就已经在广州认识周恩来了。那时，周恩来与他的父亲是黄埔军校的同事。事隔多年，能在长征路上相遇，廖承志心中很激动。但当时他的心情也十分矛盾，心想，自己是个被“开除”党籍的人，又被人押解着，该不该和周恩来打招呼呢？廖承志正在犹豫不决时，神情严肃的周恩来走过来和他紧紧握了一下手，什么话也没有说，就上马走了。这是周恩来的斗争策略，他为了不让张国焘起疑心，表面上显得较冷淡。晚上，周恩来派人把廖承志叫到司令部，当着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面，佯装发怒地说：“廖承志，你认识了错误没有？”廖承志立刻领会了周恩来的用意，恭敬地回答：“认识了。”“改不改？”“改！”“改了就是好同志！张主席还是欢迎你的。”就这样，周恩来机智地将张国焘的嘴给堵了起来，也为廖承志的“错误”结了案。张国焘见周恩来站在自己一边训斥了廖承志，顿时觉得周恩来给了面子，心头的火气也消了许多，下令说：“不杀廖承志，以观后效！”

12月，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预旺堡，张国焘在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逮捕廖承志是错误的，恢复了廖承志的党籍和自由。此时，廖承志百感交集，他把随身携带的装满画笔的口袋挂在窑洞的墙上，诙谐地作了三个揖：“感谢救命之恩！”

红四方面军被张国焘拖着过了三次雪山、草地，其艰苦的程度可想而知，廖承志一路上被当成犯人，处境就更苦了。当他随军长征到达陕北保安时，身上穿一件藏人的氆氇，经过长期行军，弄得又脏又破。想照一张照片寄给母亲，可看看自己的样子，他一伸舌头自嘲地笑了，“像个叫化子！”

带着手铐长征这段特殊的经历没有使廖承志沉沦，他挥手抹去昨日的委屈和苦难，接着满腔热情地担负起了延安中华通讯社的外电翻译工作。

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廖承志受党中央派遣离开延安到香港任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香港沦陷后，1942年1月下旬廖承志与连贯、乔冠华在东江游击队的掩护下撤离香港，经东江游击区到粤北乐昌参加中共南方委员会的领导工作。5月30日，由于叛徒告密，廖承志在乐昌县坪石镇被国民党中统驻赣特务组织逮捕，秘密押解到赣南马家洲集中营。

一进集中营，敌人就对廖承志实行突击审讯，但无论怎样威逼利诱，他除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外别的一概不回答。在江西的国民党大小特务又轮番对他劝降，但都毫无结果。他对游说他的人说：“你们不必频繁找我谈话了，我同你们没什么可谈的……三民主义，我在东京时就听到孙中山先生与我父亲谈过很多，那时各位还在襁褓之中，今天何必对我上这种政治课!”

清明节后，国民党驻赣专员冯琦亲自审问廖承志。冯琦劝他说，你既然大号承志，就应该继承廖仲恺先生的遗志。廖承志厉声质问他：“你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死的？”冯琦又拿出纸笔让他为自己作画。廖承志画了一只老鹰落在一棵枯树上，一只黑色狼犬虎视眈眈，冯琦见他把自己比作是蒋介石的鹰犬，气哼哼地走了。

恼羞成怒的敌人见劝降不行，就变换了花招。在一个没有月光的夜里，几个特务突然半夜打开门，凶神恶煞地把廖承志提出去，声称要“送他上路”。特务们把他押到阴森森的松林里，将枪栓拉得哗啦啦响，气势汹汹地喊：“你现在想活命还来得及，你想怎么样？”廖承志哈哈大笑说：“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洗干净了脖子等着呢！”无奈，特务们只得又把他拖回牢中。借着窗口射进来的微弱灯光，廖承志愤怒地挥毫写下了“赣南炼狱日，慷慨赋别词。决心做烈士，生死任由之……”的诗句。

在狱中，廖承志被折磨得面黄肌瘦，得了肺病，但他依然不屈服。他高声唱国际歌，唱黄河颂，他一唱，关在隔壁的同他一块儿被捕的张文彬也和着唱，许多难友都跟着唱起来，气得特务们在院子里哇哇叫。

看守中有一个叫姚宝杉的人很同情廖承志，他给廖承志与张文彬传递过信件。通过多次考察，廖承志觉着这个人信得过，为把自己被捕的消息传出去，便托他给母亲带了一封信，也给周恩来带了一封信。

1943年秋，在一个凄风苦雨的深夜，姚宝杉经过多方打听，终于在韶关城边一间旧竹寮里找到了何香凝。在昏暗的灯光下，何香凝哆嗦着打开儿子的信：“我被关在江西监狱，死不足惜，但决不做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老百姓的事，请放心。”并附了一首诗，“半生教养非徒劳，未辱双亲自足豪。碧痕他夕留播众，不负今晨血溅刀。”何香凝流着泪喃喃自语：“肥仔（廖承志的乳名），你没有辱没廖氏家族的门风，妈就是拼上老命也要把你救出来！”

廖承志在给周恩来的信中说：“……小廖到死没有辱没光荣的传统！就此和你们握手，中国共产党万岁！”在重庆的周恩来收到何香凝托人送来的这封信后立刻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在延安得知廖承志被捕的消息，激愤地说：“打上蒋介石的府第也要把廖承志救出来！”

1944年秋，形容憔悴的廖承志提着一件破被褥，在4名武装特务的押送下，从赣州黄金机场飞抵重庆，被囚于歌乐山的渣滓洞集中营，后又转到白公馆集中营。

1945年夏末秋初的一天，特务们让廖承志换上了一套新衣服，给他理了发，把他拉进了汽车，廖承志以为敌人要对他下手了。车子绕着山城转了一圈，停在山上的一座洋房前。刚被带进客厅，坐在沙发上的蒋介石就以“世伯”的身份热情地喊：“肥仔啊，好久不见了，你妈妈呢，她好吗？”廖承志软里带硬地回答：“感谢世伯让我隐居了四年，我妈妈的情况大概你比我还清楚！”蒋介石称赞廖承志多才多艺，如果走“正路”他一定重用。廖承志则表示活着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蒋介石厉声训斥：“你这样做，能对得起你的父亲吗？”廖承志理直气壮地回答：“我这样做才真正对得起父母，那些满口挂着我父亲的名字，双手沾满鲜血，同杀害我父亲的凶手称兄道弟的人对得起我父亲吗？”蒋介石被抢白得满脸通红，拂袖而去。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根据重庆谈判签订的《双十协定》，多次向国民党当局提出释放政治犯；宋庆龄、何香凝也再三向蒋介石交涉，迫使蒋介石把廖承志列入了交换政治犯的名单。1946年1月22日，廖承志终于获释，回到延安任新华社社长。

吴　彬  《文史精华》


　1933年3月，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的廖承志在上海被捕，经何香凝、宋庆龄、柳亚子等人多方营救后获释。这样一来，廖承志在上海的秘密工作就不能继续下去了，他便在家中陪伴母亲。一直到8月底，廖承志的姐姐廖梦醒给他带来了党组织的指示，让他到中央苏区去，后来因为中央苏区的交通已经断绝，改为去川陕苏区。
　　廖承志给柳亚子留下一封信，感谢他为搭救自己而做的努力，并托他照顾母亲，然后便打扮成码头工人，在交通员的陪同下，从上海坐船到重庆。廖承志到重庆后，转乘汽车抵达成都。由于一时没能接上去苏区的关系，又不懂当地方言，为避免暴露，中共四川省委安排他装病住进医院。三个星期后，他同罗世文一起，经绵阳、三台、盐亭进入川陕苏区。廖承志到川陕苏区后，担任省委常委兼川陕总工会宣传部部长。
　　廖承志离开上海时，随身带着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和敌军密码破译法。到达川陕苏区后，他把这两件东西交给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的傅钟。对于红四方面军而言，这两件东西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敌军密码破译法，因为在这之前，中央军委对红四方面军不注意从空中截获敌军电报有过批评。自从有了廖承志带来的“破译法”，红四方面军的侦察电台就大显身手。1933年12月至1934年9月，四川军阀刘湘纠集各地军阀部队28万人，先后向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的侦察电台依靠“破译法”，对敌军的兵力部署和行动企图了如指掌，为红军粉碎敌人的“六路围攻”起了重大的作用。1935年春天，红一方面军为了冲破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而四渡赤水，当时情况极度紧张，常常难以架设侦察电台，是红四方面军将截获的敌军情报及时转发了过去，使红一方面军从被动变为主动。
　　粉碎刘湘的“六路围攻”，是川陕根据地军民合力进行的一次长达10个月的大战役。战役开始不久，廖承志调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他当时化名为何柳华，取柳树不择土地厚薄，不求环境优劣，遇土能扎根、见水能成活的顽强生命力的内涵。这个涵义很能代表他的处世作风，随便到那里他都能在群众中扎下深根。当时川陕根据地有文化的人很少，廖承志知识渊博，才思敏捷，又有较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很快就得到了根据地领导人的重视。川陕省委常委开会时，总是叫他作记录，还常让他起草文件。川陕省委为了对干部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办了一所夜校，廖承志积极参加授课。他用最通俗的方式讲解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加上他爱开玩笑，寓庄于谐，深深地吸引着来听课的人。廖承志多才多艺，非常活跃，常常是一些集会上的积极分子。当时根据地流行演“文明戏”(即现在的话剧)，他帮忙排练，说是当导演，常常是排着排着，他比演员更投入，听大家一拍巴掌，就兴奋地跳上舞台，也成了剧中人。
　　张国焘刚开始根本没把廖承志放在眼里，认为一个涉世不深的小青年根本碍不了他什么事。后来看到廖承志才华横溢，又善于联系群众，同时廖承志对张国焘的一些“左”的做法常提出不同的意见，令张国焘觉得不能等闲视之。有一次，廖承志在省委常委会议上提出“肃反的做法是否‘左’了”的疑问，张国焘拍桌子打板凳，吹胡子瞪眼，像威严的家长，连批带骂地把廖承志压了下去。谁知后来，廖承志犹如脑后长着反骨，不断提出与他看法相反的意见，提就提吧，还专挑人多的时候，不顾及一点儿情面。这还不算，张国焘听手下人汇报，廖承志在群众中还经常模仿他说话的语气——怪腔怪调、阴阳怪气，逗得干部战士哄堂大笑。这些都使张国焘嫉恨不已，并起了陷害之心。
　　1934年秋天，张国焘指示川陕省委保卫局局长余洪远审查廖承志的来历和历史，余洪远很敬佩廖承志的为人，不想让他蒙冤，便派人认真调查，结果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可是，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曾传六等人却于11月的某个晚上，在巴中县川陕省委住地对廖承志和罗世文进行突击审讯。张国焘逼问廖承志受中央委派来川陕苏区的目的，又别有用心地让一个被屈打成招的省委于部出来指证廖承志是“特务”、“奸细”，被廖承志加以严正驳斥。就因为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廖承志当晚便失去了自由。1934年12月，川陕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因为当时大部分红军官兵都是穷苦出身，为了挑起他们对出身不同的廖承志的敌意，省委负责人周纯全受张国焘指使，在会上大造舆论，说他的父亲是国民党中央常委，母亲是国民党中央执委，他的家庭出身是资本家，这样的人够格当共产党员吗?如果不够格应该怎么办?结果会议决定开除廖承志的党籍，从此，廖承志开始了长达两年被羁押的生活。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西进川西北，开始长征。廖承志被张国焘派人押解着，随部队一起爬雪山，过草地，历尽磨难。张国焘之所以没有马上杀他，——个方面当然是因为他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何香凝之子，杀了他不好向党中央交代；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多才多艺，他不仅会画画、会刻写蜡纸，还懂好几门外语。当时，张国焘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发行钞票，需要他刻写钞票的样式，而且还常常要他刻写文件，在长征途中还让他刻连环画。虽然他身陷囹圄，但是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依然很认真地对待工作。他为了保证按时给部队提供急需的精神食粮，每天都要工作很长时间，以完成定额。除了保证数量，他还要保证质量。他耐心地给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讲解调墨、印刷的技术，使连环画的质量越来越好。长征开始后不久，他负责为“红色中华通讯社”(“新华社”前身)新闻电台翻译外语新闻电讯，还要每天把外电译成中文，编成《新闻简报》，供领导参考。
　　1935年夏天，红四方面军西进至汶川、理番(今理县)一带时，廖承志遇到了曾和他一起被张国焘囚禁的吴瑞林。当时廖承志和罗世文由张国焘控制的警卫排押解着行军。廖承志见到吴瑞林时，做了个鬼脸，笑了笑。吴瑞林见此情景，心里十分难过，便通过警卫排长叶声询问廖承志需要什么帮助，廖承志要求给他弄点盐巴。吴瑞林当即解下身上的两个干粮袋叫叶声转交给他。廖承志跟随红四方面军多次过雪山、草地，有时没有吃的，他就以帮别人画像为条件，换取盐巴和炒面。有时没有纸，他就把庙里的帐幔当纸，在帐幔上画像。廖承志在被关押的近两年期间，不论爬雪山、过草地多么艰苦，不管饥寒交迫的折磨，他都以共产党人的顽强毅力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一一征服了!由于他会写会画，有时部队开大会需要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像，需要大标语，他就出来画好、写好，任务完成又被关起来。这样的事情不知有过多少次，他从未有过怨言。在川西北草地上，在北上行军休息时，一旦有“自由”的机会，他就和同志们说说笑笑，甚至放开嗓子唱歌，唱军歌，唱民歌，唱法语的《国际歌》；再不就是拿出纸和笔画渡船，画山河，画花草，也画人物。他给朱德总司令画了像，给刘伯承总参谋长画了像，还给许多干部战士画过像。
　　中共中央一直关注着红四方面军的动向，对于廖承志的处境尤为关心。1936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特意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给张国焘发电报，批评他在鄂豫皖根据地搞“肃反”时，有很多“左”的错误和扩大化现象，并要他接受历史教训，认真检查，“使扩大化、偏见与单凭逼供刑讯等错误早告肃清”；对于廖承志不仅要保全性命，而且要给以优待。这样一来，张国焘就不敢轻易杀害廖承志，但仍然将他关押着。1936年7月，由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后改编为红二方面军)长征到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廖承志跟随队伍经过一块草地的小山坡时，遇到了任弼时。任弼时以前并不认识廖承志，这时知道他的身份后，便笑着对他伸出热情的手，这样的举动令廖承志十分感动，却令张国焘十分尴尬。任弼时严肃地对张国焘说，如果廖承志需要什么帮助的话，请你告诉我。张国焘当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应答，只是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任弼时的帮助十分有效，廖承志、罗世文等人不久就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周恩来一直都在担心廖承志的安全，1936年11月，得知红四方面军同红二方面军进入甘肃、宁夏后，便一路上打听廖承志的消息。在往宁夏预旺堡的路上，周恩来终于看到了廖承志。早在20年代，廖承志就已经在广州认识周恩来了，那时，周恩来与他的父亲是黄埔军校的同事。事隔多年，能在长征路上遇见自己所景仰的人，心中自是激动万分。但同时，他的心情也十分矛盾，心想自己是个被“开除”党籍的人，又被人押解着，该不该和周恩来打招呼呢?廖承志正在犹豫不决，神情严肃的周恩来走过来和他握手，当时什么话也没有说。周恩来很懂得斗争策略，他要保护廖承志，又不能让张国焘起疑心。当晚，周恩来派人把廖承志叫到司令部，当时屋里很多人，张国焘也在场。见廖承志进来，周恩来便厉声问道：“你认识错误了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在廖承志一一作答之后，周恩来让他留下吃饭，不再跟他说话了。这以后，廖承志的待遇有了明显的改善。
　　1936年12月，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在预旺堡召开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张国焘在会上公开承认“逮捕廖承志和罗世文是错误的，是使他们受了委屈、冤枉的。”廖承志终于完全获得了自由，并恢复了党籍。
　　红四方面军被张国焘拉着过了三次雪山、草地，其艰苦卓绝，只有体验过那种生活的人才能想见。廖承志一路上被当成犯人，处境更苦。当他随军长征到达陕北时，身上穿件藏民的氆氇，经过长期行军，弄得又脏又破，实在落拓。为了让他照一张像样的照片寄给母亲，陆定一把身上的衣帽脱下来，借给他穿。然而，在廖承志看来，自己所经历的磨难，与重获自由、恢复党籍的喜悦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戴枷行万里，莫蹉跎，岁月多。世事浑如此，何独此风波。缠索戴枷行万里，天涯海角任消磨。休叹友朋遮面过，黄花飘落不知所。呜呼，躯壳任它沟壑填，腐骨任它荒郊播。宇宙宽，恒星多，地球还有亿万年，百岁人生一瞬过。笑，笑，笑，何须怒目不平叫?心透神明脑自通，坦怀莞尔心光照；绳套刀环不在手，百年自有人照料。
　　廖承志在长征路上所作的这首词，表明他并没有在逆境中沉沦，相反，他一直保持着高昂的革命斗志，坚信真理，矢志不移。预旺堡大会后，廖承志随长征部队到达陕北保安，在“红色中华通讯社”负责外电翻译。经历了长征洗礼的廖承志，抛却了所有的委屈和苦难，满腔热忱地迈进了新的革命历程。 　

林卫国  　 　 《文史月刊》


　 在亲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我党干部中，1928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日本归侨廖承志同志，其经历和遭遇是相当特殊的：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的他，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是被当作“罪犯”押解参加长征的。这是窃据川陕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张国焘倒行逆施的恶果，而廖承志正是他推行的那一套“左”倾路线和分裂活动的坚决反对者。
　　
　　别慈母慷慨赴前线
　　
　　 1932年，廖承志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宣传部长、全国海员总工会（简称“海总”）党团书记等职。由于“全总”党团秘书长王其良等人的叛变出卖，廖承志不幸于1932年3月28日被敌特逮捕，关押在英租界的老闸捕房拘留所内。陈赓（曾是廖仲恺先生的学生）当时也被关押在这里，他见了廖承志，立即出了个主意：尽快把被捕之事告知何香凝夫人，把事情闹得越大越有利于斗争。廖承志于是对看守的巡捕说：你们不是要找共产党的机关吗，我带你们去！敌人果然上当，派了七八个特务和两辆汽车，押上廖承志出去找“共产党机关”。廖承志机智地引着敌人，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七转八转，把敌人带到法租界母亲的住地。由于英租界和法租界平时互不通气，英国的特务们竟连廖母的住地都不知道，抵达后就像恶狼似的往里冲。和丈夫廖仲恺同为中国国民党奠基人的何香凝，是中国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跟随孙中山先生出生入死，经历过无数斗争的考验。她一看儿子戴着手铐被押进来，心里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立刻大声叫嚷起来，不仅惊动了左邻右舍，连法租界的巡捕房头子也赶来了。法语翻译是个华裔，他看见廖仲恺夫人后，吓了一大跳，赶快同巡捕头咕噜了一阵。头子脸色大变，立即命令所有外人统统退出。英国特务们此时方意识到上了大当，恼怒交加，只好灰溜溜地撤回。廖承志被捕的消息一传开，社会舆论大哗，各界人士纷纷谴责当局。何香凝、柳亚子和宋庆龄都开展了营救行动，“人权保障大同盟”也为陈赓等人请了律师。反动派从廖承志身上得不到任何便宜，在将其引渡回上海市公安局后，不得不予以释放。这样，廖承志得以回到家里。闲居了4个来月后，他同党组织接上了联系，被派到红四方面军工作。
　　 何香凝是个明大局识大体的伟大女性。丈夫廖仲恺于1925年8月20日遭暗杀身亡后，她悲愤至极，但毫不畏惧和消极，不仅自己坚持奋斗在争民主争自由的第一线，而且坚决支持儿子廖承志投身革命斗争。对于儿子所可能面临的种种危险，她内心是一清二楚的；刚柔兼备的她，也是有一定的思想准备的。从感情上，她巴不得儿孙绕膝，安享天伦之乐；从理智上，她明确必须同儿子分离，让儿子无牵无挂地奔赴对敌斗争的前线。因此，对于廖承志的离去，她只是满怀深情地说：“你放心地去吧，不过自己要多加小心！”
　　 廖承志对于自己老在外边奔波，无法侍奉母亲左右，定省晨昏，尽一点做儿子的孝道，内心是常怀愧疚并深感无奈的。这次又要离家远行，心中充满了牵挂，悲壮之情又一次涌遍全身。1933年8月，廖承志在致柳亚子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现在不得不再次遗下年老多病的母亲，离开此地了。春间三月的时候，曾得到先生的营救和奔走，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件事。这次我的出走，是不会令先生受到连累——因为在这方面我都准备好了，万望先生放心！
　　 我觉得，与其偷生来慰安爱护我的少数的人们，不如失掉爱护我的人们的安慰——因为大多数人的幸福是在前途等着，这是历史的命运给予人类的重担；这重担也许是很重，但是我也只能这样做了。如果世间真有上帝其物的话，我只求能减少我母亲的苦痛。
　　 也许将来还有一日，可以在先生面前求恕我的不辞而行。如果先生不怪我在这样的情形下而胆敢向先生请求的话，我只希望先生能够在每月中花一些时间（去看望我母亲），如能这样，我母亲便不致如在无人岛上了。
　　 也许将来，中国的孩子们不必这样地离开他们的母亲吧，能这样，许多人的死便不是徒然的了。……
　　
　　遭迫害戴枷行万里
　　
　　 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廖承志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的红四方面军，是1931年11月由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军、红二十五军合并组成的，是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廖承志到任之际，正是红四方面军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多次粉碎国民党军围攻、队伍发展到8万余人急需大批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的关键时刻。徐向前等领导人深知廖承志的革命背景和杰出才干，对他的到来自然是求之不得欢欣有加。而廖承志的表现，也使广大指战员看到：他不仅不是什么“花花公子”，而是个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的优秀干部。
　　 然而，红四方面军高层也有人不喜欢廖承志，他就是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和川陕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张国焘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大肆排除异己，迫害忠良。不少干部或麻木盲从不知不觉，或慑于张国焘的淫威敢怒不敢言，而廖承志却洞察分明，坚持原则，敢于公开表示不同意见或反对。
　　 1934年底，张国焘称廖承志是“蒋介石的侦探”，下令将其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罗世文同志。同日深夜，张国焘和陈昌浩亲自审讯廖承志。廖承志对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坚决否认。张国焘当场叫川陕省委副秘书长滕应元（原任阆中县委书记）出来作证。滕应元浑身是血，大概是刚刚受了刑讯逼供。他供述：廖承志曾受省委周纯全之命，到阆中苏区边界布置秘密交通站；而这些秘密交通站其实是为蒋介石设立的特务据点。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廖承志觉得既可气又可笑！他确实曾经到阆中去设交通站，但这是奉上级党组织的指派，事前有计划，事后有报告，省委负责人和张国焘都知道。现在凭什么说这些交通站是“蒋介石的特务据点”？！廖承志估计是滕应元吃不住吊打，只求速死，才胡言乱语咬他的。但不管如何审问，廖承志也只是原原本本谈事情的经过，坚决否认自己是“蒋介石的侦探”。张国焘拿不出别的证据，又不肯承认廖承志无罪，于是就把他和罗世文一起关押起来。张国焘还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宣布逮捕廖承志和罗世文，并公布开除两个人的党籍。就这样，在长征路上，廖承志突然由红军干部变成一名“囚犯”，被押解着同战友们一道行进。
　　 失掉自由的廖承志在长征途中，比别的红军官兵面临着更多更大的危险：在食物匮乏部队缺粮时，他要忍受更多的饥饿；在红军同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战斗时，他只能挨枪炮而无法还手；在形势危急时，他还要担心随时会被“处决”以“减轻”部队的“负担”；……总之，沦为“囚犯”的他，再无“生命价值”可言了！
　　 对于自己蒙冤受屈，廖承志自然是悲愤交织。当他听说被张国焘逮捕的四川省委干部大都被杀害的消息时，更感到万分痛惜！他痛恨错误路线给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损害，但他心怀坦荡，对未来仍充满了信心。在文艺方面甚有造诣的他，有时也运用文艺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心志和感情。1935年，在四川境内，他写下了《戴枷行万里》这首诗：
　　 莫蹉跎，岁月多。
　　世事浑如此，何独此风波。
　　缠索戴枷行万里，天涯海角任销磨。
　　休叹友朋遮面过，黄花飘落不知所。
　　呜呼，躯壳任它沟壑填，腐骨任它荒郊播。
　　宇宙宽，恒星移，
　　地球还有亿万年，百岁人生一瞬过。
　　笑，笑，笑，何须怒目不平叫？
　　心透神明脑自通，坦怀莞尔心光照；
　　绳套刀环不在手，百年自有人照料。
　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在张浩同志主持的会议上，张国焘被迫做了检讨，承认逮捕廖承志和罗世文是“使他们受到委屈，冤枉的”，并宣布“开除党籍的决定无效”。历史是最无情最公正的判官，它终于还清白于清白之人，同时定罪名给有罪之人。在廖承志获得平反一年多的时候，张国焘于1938年4月，乘祭黄帝陵之机，经西安逃到武汉，投靠了国民党，沦为可耻的叛徒，以自己的行为证明了自己是真正的“蒋介石的走狗”。
　　
　　忆长征画作示后人
　　
　　长征对于廖承志来说，是一段刻骨铭心、永难忘记的经历。擅长绘画的他，在后来的日子里，一直有用画笔回忆、描绘长征的想法。
　　 1967年夏天，廖承志次女廖茗（小名笃笃）送给他一本《欧阳海之歌》。廖承志十分喜欢，“读了一遍又一遍，觉得给我重新添了活力，有说不出的劲头，热血在翻滚”。在思绪万千、夜不能寐的情形下，他觉得有了绘画的灵感和冲动，于是连夜作了两幅描绘长征情景的画送给女儿。
　　 第一幅画的是廖承志自己。他在信中对女儿说，“是爸爸在长征的大致景象”。画中的他，穿着布满补丁的破旧军衣，打着裹腿，穿着草鞋，拄着拐棍在艰难行进。他的左手举至头额，像是在擦汗，又像是在眺望远方。左上衣口袋里还插着一支钢笔，点明他是知识分子出身，条件再苦也要写写画画。在他的身边，已有一名战友牺牲倒地，但他仍顽强坚定地继续前行，目光中露出坚毅的神情。这幅画充分表现了廖承志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和对革命前途的信心。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真实形象跃然纸上，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震撼。
　　 第二幅画的是长征路上廖承志亲眼所见的一个真实情景：一对刚刚参军的年轻夫妻，即将跟随部队远行，他们忍痛将幼儿送给当地一个老汉。妻子神色哀伤，在给孩子喂最后一次奶；持枪的丈夫不忍心再看这种场面，将身子转过去；一位脱帽肃立的红军干部，似乎在向年轻夫妇致意；而穿着补丁衣裳蹲在地上的老汉，因即将得到一个孩子而面露喜色。关于这幅画所描绘的真实故事，廖承志在信中对女儿讲述：
　　 “第二幅也在长征时候，是在丹巴（作者按：在四川省西北部）亲眼看见的。旁边是四川参军不久的母亲，她后头站着的是她自己的丈夫。我记得那时左边是悬崖万丈，右边是金沙江，一片黄澄澄的麦浪，加上少数民族特有的碉堡式的房子，周围牛马成群。但是队伍要前进，妈妈不能带着孩子。就在千丈崖头，她找到了当地孤寡无亲的老汉，把儿子给他。老汉是欢喜得直笑，哪知孩子的妈妈正在给孩子喂完最后一口奶，然后就前进了。孩子的父亲怎样想？你也想得通。革命是要前进的，焉能带着孩子去冲锋陷阵？舍不得吧，但可能还是父亲动员母亲把孩子留下的。旁边红军战士在唱歌，继续前进，打一仗消灭敌人还等在前头哩。旁边一个戴眼镜的红军干部脱下帽子，给他们母子分离致以同情表示。后来呢？那父亲，那母亲，那戴眼镜的同志（我）到了延安，再也没看到，肯定都牺牲了。那孩子！如今在哪儿？如果还活着，应是三十二三岁的人了。但我可以肯定，如果他还活着，必定连父亲、母亲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廖承志第二幅画所描绘的，其实是一个揪人心肺、动人魂魄的长征故事。主人公虽然是普通老百姓，但他们的作为却是那么伟大高尚！广大老百姓听了共产党的宣传，明确了红军的性质，了解了革命的目的，明知奋斗会有流血牺牲，还是自愿地抛弃家业背井离乡跟着红军走，甚至骨肉分离也义无返顾。这个故事完全印证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个伟大的论断：“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廖承志的两幅描绘长征的画作，寓意是十分深刻的。他在给女儿笃笃的信中明确地说：“千万不要忘记革命是千辛万苦、无数牺牲才得到胜利的。”“千万要警惕，不要忘了本了。”廖承志对笃笃的教导和希望，其实也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所有后来者的教导和希望！

廖承志:“五一快到了中央有什么屁要放?”

1948年4月30日，中央发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政治主张。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同志正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中央书记处书记扩大会议。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的廖承志从涉县发来一封电报，电报内容令与会的五大书记忍俊不禁：“五一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屁要放？”

　　廖承志生性幽默，平常就喜欢开玩笑，因毛泽东同志平素爱说“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还经常对人说，不让人说话不行，屁放了，肚子就舒服了。于是这个 “屁”就被廖承志信手拈来引用了。有了廖承志问“屁”的引子，在城南庄低矮的民房里，在恢谐欢快的气氛中，“五一口号”迅速形成，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震动。


(《上海老年报》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