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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高级将领传]张宗逊管理提醒： (�)� (�) 常景鹏 《解放军出版社》
投身大革命的北伐战士 张宗逊，1908年2月7日出生在陕西省渭南县赤水镇堰头村一个农民家庭。他7岁在本村私塾读书，受到叔父张浩如反帝爱国思想的熏陶。1919年，叔父张浩如从广东韶关“讲武堂”毕业回乡，到法济寺小学任教师，在亲朋好友中宣传五四运动，介绍南北军阀混战的情况，张宗逊转入该校就读，受其影响很深。 1922年7月，张宗逊转入赤水职业学校读书。这所学校，是本镇的王尚德由武昌中华大学毕业后，受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人董必武的委派回乡和张浩如共同集资，在法济寺小学的基础上创办的。 王尚德和张浩如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当地开展革命活动，并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经常给学生讲解革命道理，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的教导和影响下，张宗逊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 1923年冬，张宗逊同全校师生走出校门，支持渭南10万农民抗捐抗税运动，发动农民每户出人，以农具为武器到县政府抗税。愤怒的农民在斗争中打死了当地有名的劣绅田德全，取得“各款一律豁免”的胜利。 这场斗争使张宗逊深深感受到团结起来的巨大力量，开始认识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也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 1924年春，赤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特别支部正式成立，王尚德任支部书记。5月，特别支部在赤水职业学校学生中发展了第一批团员，刚满16岁的张宗逊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张宗逊入团后，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协助团支部兴办“平民教育服务团”等群众团体，在附近农村办起10多处平民夜校，建立起几个农民协会，并联合渭南县一些中小学教职员创办“教育促进会”，提倡教育民主，成功地驱逐了反动教育局长王述道，使民主化教育在当地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5年秋，中共赤水特别支部成立，王尚德任特支书记，张宗逊的胞兄张宗适任共青团赤水特支书记。这时正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根据中共中央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渭华地区的中共组织帮助中国国民党建立了地方支部，张宗逊遵照中共组织决定加入国民党。 这年冬天，中共中央通知各地中共组织选派党团员到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共青团赤水特别支部决定派张宗逊和姚俊明两人前去。1926年1月，张宗逊前往广州黄埔军校报到，被编入第五期入伍生第二团第二营第五连。3月，经组织批准，张宗逊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他经常与学员中的几名中共党员去广东省农民协会，倾听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作政治报告。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之后，独揽黄埔军校大权的蒋介石，强制要求军校内中共党员不准保留国民党党籍。中共广东区委指示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自行决定保留共产党或国民党党籍，并向国民党公开。张宗逊毫不犹豫地签名退出国民党。 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校场誓师北伐。入伍生团的学生被派往东江，担任巩固革命根据地的任务。张宗逊所在的第二团第二营负责东莞、石龙的防务，巡逻警戒和搜捕任务相当繁重。 这时正处在“省港大罢工”之后，英帝国主义支持的武装土匪在广东沿海一带到处骚扰破坏，斗争形势异常尖锐，张宗逊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苦练本领，勇敢作战。他还抓紧与社会接触的一切机会，运用各种方式，积极动员群众支援北伐战争。 9月，入伍生团由东江调回广州黄埔。经过考试，张宗逊被编入黄埔军校政治科第二队。12月政治科调往武汉。1927年1月，张宗逊随政治科全体编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科。他在学校一面努力学习，一面积极参加革命实践活动，经常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参加群众游行，进行革命宣传。 4月中旬，张宗逊从武汉分校毕业，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三师九团，任团政治指导员办公室干事兼第二营政治指导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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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井冈山斗争
1927年夏，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事变”，公开叛变革命，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中共中央要求共产党员除少数留下做隐蔽工作外，其余陆续撤离被新军阀控制的军队。张宗逊奉命离开所在部队，于7月20日到达武昌，找到由共产党员叶挺任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留守处。中共中央军事部的工作人员提出或者回西北家乡，或者继续留在南方，由他自行选择。张宗逊毅然舍弃回家乡的念头，决定留在南方干革命。根据他本人的请求，组织分配他到第二十四师新兵训练处新兵营任中尉排长。7月下旬，新兵营扩编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第三营，张宗逊任第十连副连长。中共党员卢德铭任警卫团团长。8月2日，卢德铭率领全团官兵迅速从武昌开往南昌，准备同南昌起义部队会合。部队乘船到达湖北大冶县黄石港登岸，卢德铭决定不走水路，从湖北阳新向江西进发、赶往南昌。 部队到达江西奉新时，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已南下。卢德铭当即决定放弃原定计划，亲自去武汉向中共中央请示下一步行动。警卫团团长由第一营营长余洒度代理。余洒度把部队带到了修水待命。为隐蔽目标，将部队暂改称江西省防军第一师，余洒度任师长。部队一边整顿训练，一边筹备钱粮物资，在当地惩办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没收其财产。张宗逊奉命带领第十连到武宁县城收缴该县地方反动武装的武器，获枪60余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随后，第十连连长金文生升任营长，张宗逊晋升为第十连连长。 9月11日，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领导举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张宗逊所在部队参加了这次起义，起义后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起义军按计划以长沙为攻击目标，所辖3个团分路出击，沿途惩办土豪劣绅，消灭地主武装，声势浩大。 张宗逊率第十连作为尖兵连随团行动。部队刚过修水与平江交界的龙门厂，随第一团行动的由余洒渡收编的邱国轩部突然叛变，第一团受到突然攻击，损失人枪各200余。随后，张宗逊带第十连在龙门厂附近的天主教堂与师部会合。部队在这里进行整编，把第一团遭受损失的第二、第三营和其他失散人员合编为第二营，张宗逊任第六连连长，何长工任党代表。 进攻长沙受挫以后，各路起义部队向浏阳东南的文家市集结。9月19日，部队陆续到达文家市。当晚，毛泽东召开前委会议，分析敌我形势，讨论行动方针。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迅速脱离平（江）、浏（阳）地区，沿罗霄山脉南移，寻求立足之地。20日上午，起义部队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集合，师长余洒度宣布：请毛委员讲话！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难。我们有千千万万工农支持，只要团结一致，继续战斗，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毛泽东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士气，同时也给起义部队指明了方向。张宗逊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听了毛泽东的讲话，顿有久渴饮甘泉之感，浑身增添了力量，对革命的前途更加充满信心。 随后起义部队从文家市出发，24日行进至萍乡以东的芦溪。25日凌晨，部队继续开进，遭反动民团袭击，起义军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张宗逊和全体指战员感到无比悲痛和惋惜。29日，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这时，部队已不足千人，官兵思想相当混乱，组织也不健全。毛泽东立即召开前委会议，讨论决定对起义部队进行整顿改编，张宗逊调团部任参谋。 10月3日，部队继续向南转移，进至宁冈县古城。在这里，张宗逊参加了前委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会议着重讨论了“安家”和开展游击活动问题，确定争取井冈山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尽快在茅坪设立后方留守处与医院。部队经过休整，把伤病员安置在茅坪后，于10月中旬抵达酃县水口。这时，张宗逊调到第四连（即特务连）任副连长，曾士峨任连长，罗荣桓任党代表。 22日，毛泽东率团部及第三营、第一营第一连、特务连离开水口圩向遂川县的大汾镇前进。在行军路上休息时，毛泽东走到张宗逊跟前，两人坐在田埂上，毛泽东亲切地问张宗逊是什么地方人，怎样参加革命的。张宗逊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听了幽默地说：啊！你是姜太公的老乡呀，姜太公钓鱼于渭水嘛。接着又说：我在广东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有不少陕西学生。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武装斗争一定要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把农民武装起来。中国有广大的农村，众多的农民，只要把他们动员起来，中国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39页。 当日，部队抵达大汾镇宿营。第二天，毛泽东率部队向井冈山茨坪方向前进。张宗逊奉命带一个排护卫毛泽东。由于长途行军，毛泽东的脚背被草鞋带子磨破了，行动很困难。张宗逊要战士们绑好担架抬着他走，毛泽东坚决不肯，硬是自己拄着竹棍子一步步行走，大家很受感动。 27日，毛泽东率部队到达井冈山的中心——茨坪。深秋季节的井冈山天气比较寒冷，战士们还穿着单衣，晚上睡在门板和禾草上。张宗逊同罗荣桓、曾士峨3人挤在一起，共盖一条毯子。这时，部队的衣着是靠沿途打土豪来补充的，搞到什么穿什么，五花八门；吃的是山上出产的红米和南瓜。 生活虽艰苦，但张宗逊和战友们一直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大家经常高唱当地流行的民歌：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道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干稻草，软又黄，金丝被，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 11月中旬，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团部率第一营攻占茶陵县城。部队途经坑口村时，同地方反动武装打了一仗，张宗逊腿部负伤。因为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品，他强忍疼痛坚持了一个多月，后被转送到茅坪红军医院治疗。翌年2月下旬，伤愈出院后，张宗逊被调到第二连任副连长，谭希林任连长，谭国清任党代表。 1928年4月中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及湘南起义军，在宁冈砻市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秋收起义部队第一团改为第三十一团，张宗逊仍任第二连副连长。 5月中旬，国民党赣军发动对井冈山第三次“进剿”。毛泽东、朱德为引国民党军出来，分而歼灭，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派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奔袭茶陵县高陇。17日，第一营与国民党湘军第八军一个团进行了激烈战斗。在迅速赶来的第二十八团参战后，歼国民党军数百人，但第一营也伤亡数十人。第二连新任连长张金泉牺牲，排长韩伟、徐扬等负伤。 危急时刻，张宗逊率第二连一个排在高陇隔河守住一个桥头，阻止了国民党军的进攻，掩护部队和伤员撤出战斗。19日，张宗逊率第二连又参加草市坳战斗。激战两个多小时，红军全歼进犯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部第七十九团，乘胜重新占领永新县城。5月下旬，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 随着新区工作的深入发展，各县都组织起地方武装。张宗逊奉命任永新县游击大队大队长。他领导游击大队在永新县广泛进行宣传活动，动员农民积极分子踊跃参加游击队，使游击大队迅速发展到三四百人，并用不同方式从国民党军手中搞到了几十支枪。 6月中旬，国民党军调集第九、第二十七师共5个团，以第九师师长杨池生为总指挥，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四次“进剿”。23日，朱德指挥红四军在新七溪岭和老七溪岭阻击国民党军。张宗逊率领永新县游击大队连夜赶到龙源口，配合主力作战。这次战斗，红四军歼灭国民党军1个团，击溃2个团，永新县游击大队缴获100余支枪。 6月25日，张宗逊调回第三十一团第一营第二连任连长，谭国清任连党代表。张宗逊、谭国清率第二连灵活运用毛泽东和朱德一起总结并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作战方针，坚持在永新西南和莲花县开展游击战争，不断打击进犯的国民党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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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围剿”斗争中的红军师长
1929年1月上旬，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在宁冈柏露村召开中共湘赣边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决定由会师不久的红五军部队和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由彭德怀统一指挥；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四军军部、第二十八、第三十一团及特务营向赣南出击，以解决经济困难，并在外线作战，配合内线部队打破国民党军的“会剿”，保卫并发展井冈山根据地。14日，张宗逊率第二连随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出发，向赣南大庾出击。23日，红四军一举攻占大庾县城。而后，部队为摆脱国民党军跟追，不怕疲劳，连日行军，于2月1日到达闽粤赣3省边界罗福嶂山区，2月9日进至江西瑞金城郊。 随后，张宗逊奉命带连队进入瑞金县城，在邮政局收集报纸，检查有关军情的邮件时，从中得到了国民党军第十五旅萧致平团经瑞金尾追红军的重要情报。张宗逊立即将此情报上报军部。毛泽东、朱德决定歼灭萧致平部。9日，部队进至瑞金城北30公里的大柏地山区。10日，红四军布置好阵地，当萧致平团进入预设阵地时，突然发起猛烈攻击。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关键时刻，张宗逊奉命带连队增援，由正面向萧致平部发起冲锋，配合兄弟部队将萧致平部打垮，俘其800余人，缴枪800余支。 3月9日，部队进入石城县附近，第三十一团三营营长陈正春被守城地主武装冷枪击中牺牲，张宗逊接任营长，党代表是罗荣桓。3月11日，红四军主力进到闽西长汀城西南地区。14日，在距长汀10公里的长岭寨，红四军与驻防长汀城的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先头部队展开激战。张宗逊率担任前卫的第三营发起冲锋，攻占长岭寨制高点，红四军后续部队也跟了上来，随即展开进攻，一举占领长汀城。此役击毙郭凤鸣，全歼其2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余支。 红四军在长汀休整半个多月，其间将各团、营、连分别改编为纵队、支队和大队。第三十一团第三营改为第三纵队第九支队，张宗逊先后任副支队长、支队长。部队改编后，每人发了一套新军衣和两块银元的零用钱。这是自井冈山斗争以来，红四军在物质生活上最好的时期。6月19日，红四军向龙岩城发起进攻，第三纵队从城西北展开攻击。张宗逊率第九支队在第七支队配合下，消灭龙岩北面国民党军的连、排哨，占领控制龙岩的制高点，协同友邻部队向城内进攻。战至14时，歼守城的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陈国辉部2000余人。 1930年6月中旬，红四、红六、红十二军和闽西、赣南地方红军合编组成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红十二军以红四军第三纵队为主组成，罗炳辉任代理军长（军长伍中豪因病未到职），谭震林任政治委员，张宗逊任代理参谋长（参谋长林野未到职），谭政任政治部主任。 红一军团成立后，奉命北上攻打南昌、九江。7月底，朱德、毛泽东率军团抵达南昌城郊，张宗逊协助罗炳辉指挥红十二军占领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打枪示威，以纪念八一南昌起义3周年。鉴于南昌城高防固，不宜强攻，朱德、毛泽东遂即决定不打南昌。8月初，红十二军随红一军团转至奉新地区待机，12日部队到达万载县城及其以西、以北地区。20日，红一军团集中兵力，突然向进驻浏阳县文家市的国民党军右路第三纵队司令戴斗垣旅发起猛攻。张宗逊协助罗炳辉指挥红十二军迅速投入战斗，协同友邻部队作战，激战3个多小时，歼国民党军3个团又1个营，击毙戴斗垣，俘1000余人，缴枪1500余支。这次战斗，是红一军团成立后取得的第一次大胜仗。 8月23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浏阳县永和市会合，成立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兼中共总前委书记。8月底至9月11日，红十二军随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二次攻打长沙。部队久攻不下后，经毛泽东耐心说服，遂撤围长沙挥师东进。10月4日，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城，部队有了较大发展，兵员得到了补充。红一方面军决定，以红十二军教导大队为基础，加上新兵1500余人，在吉安编成红十二军第三十六师，张宗逊任师长，邓华任政治委员。 10月开始，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1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定诱国民党军深入，待其疲惫而歼灭之。12月30日拂晓，红一方面军向进占龙冈的国民党军前线总指挥、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部发起进攻，张宗逊率第三十六师奉命担任预备队。战斗进行到12时左右，红三军第九师师长徐彦刚要求第三十六师增援。张宗逊请示军部同意后，立即率第三十六师向国民党军发起攻击，将正面国民党军击溃并消灭其一部。 接着，红军全线追击，全歼国民党军十八师师部和2个旅，活捉张辉瓒。此役，张宗逊、邓华率领的第三十六师缴获各种枪900余支，是红十二军中缴获武器最多的师。部队放下梭镖，换上钢枪，装备焕然一新，战士们兴高采烈。龙冈战斗结束后，红一方面军主力乘胜向东追击由源头逃跑的国民党军。翌年1月3日，红一方面军在东韶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十师一部，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 1931年4月，蒋介石调集20万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针，兵分四路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于4月下旬将方面军主力隐蔽集结在龙冈、东固地区待机。张宗逊、邓华奉命率领第三十六师集结在东固通往白沙的大道上，担负保障方面军主力的右翼安全和向白沙方向警戒的任务。5月27日，张宗逊、邓华率领第三十六师参加攻打广昌的战斗，经一天激战，歼国民党军第五师一部。余部于夜间弃城向南丰逃窜。31日，红三军团及红十二军第三十六师突袭建宁城，歼国民党军第五十六师3个多团。 7月1日，蒋介石调集30万兵力开始对中央苏区第三次更大规模的“围剿”。红军继续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8月7日至11日，先后取得莲塘、良村、黄陂3次战斗的胜利。12日，国民党军采取密集大包围态势接近红军集中地域。 根据这一情况，毛泽东、朱德决定以红十二军（欠第三十五师）向乐安方向佯动，将国民党军主力向东北方向牵引，红一方面军主力则秘密向西转移。15日，罗炳辉、谭震林指挥红十二军主力包括第三十六师向北佯动，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迷惑吸引国民党军，将其主力一部拖了近半个月，掩护红一方面军主力西移和休整。 随后，张宗逊、邓华率第三十六师在小布及其以北地区进行游击活动，同地方武装一道破坏国民党军将通过的道路，封锁消息，组织部队佯动，并在夜间派少数人上山点起火把，装作大部队转移的样子，迷惑、迟滞国民党军。还积极做好当地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配合部队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 1932年4月，张宗逊、邓华率第三十六师挺进武平县北，拔掉苦竹山、桃溪、永平等地方反动武装据点，巩固扩大了闽西苏区。7月，又参加水口战役等作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10月上旬，中革军委决定，红十二军军部及第三十六师与红二十二军合编，由罗炳辉任红二十二军军长。另在闽西组建新的红十二军，由萧克任军长，黄甦任政治委员。不久，张宗逊任红十二军军长。他由邵武去闽西红十二军时路过长汀，特意去看望了在此地休养的毛泽东。毛泽东向张宗逊详细询问了前线战况，十分关注战局发展，并特别问到能否与方志敏方志敏，时任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红十军代政治委员。领导的赣东北苏区连成一片等问题。张宗逊认真地作了汇报，一一回答了毛泽东的提问，并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鼓励他要抓好部队建设，多打胜仗，壮大队伍。 12月底，蒋介石陆续调集40万大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1933年2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在朱德、周恩来的指挥下，继续采取毛泽东的作战方针，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敌。28日，红十二军奉命投入战斗。张宗逊、黄甦指挥所部在黄陂、霍源地区围歼逃跑之国民党军，全歼国民党军1个团。3月21日，红十二军参加草台岗围歼战。张宗逊、黄甦指挥所部协同红五军团从右翼猛攻，迅速占领龙嘴寨，歼国民党军主力第十一师约两个团。 6月，红一方面军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实行大师大团的编制。红十二军在宜黄以南地区整编，军直和第三十四师编为红一方面军直属独立第一团，张宗逊任团长。全团编制2000余人，编有电台，独立进行活动。9月下旬，国民党动用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10月28日，中革军委决定组建红九军团，辖第三、第十四师。张宗逊任第十四师师长，兼任广昌警备司令，朱良才任政治委员。 由于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到红军的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战略指导，致使红军与国民党军作战越打越被动。从1934年1月下旬开始，红军全线处于阵地防御作战。张宗逊、朱良才按照统一防御部署，率领第十四师在广昌城到甘竹20公里宽的一线上，构筑大小支撑点10多个。每个支撑点驻兵不等，有的一个营，有的一个连，还有的一个排，并要储存一个星期的干粮和水。第十四师以4个营的兵力坚守支撑点，5个营的兵力为反冲锋部队。4月10日，国民党军进攻广昌时，张宗逊、朱良才率第十四师在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指挥下死守广昌。经过18天激战，第十四师驻守支撑点的几个营官兵有半数阵亡。27日，国民党军11个师在飞机掩护下向广昌城发起总攻，红军坚决抵抗，并组织反击，但未能阻止国民党军的连续攻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陷，第十四师减员严重，幸存兵员被分散补充到其他主力部队。 1934年5月，张宗逊入瑞金红军大学学习。6月，张宗逊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红军大学有100余名学员，分为高级班（团以上干部）和上级班（营级干部），每期学习3个月。张宗逊在组织学员军事训练方面，主要学习苏联军队战斗条令和军事地形学、射击学原理等技术课。政治课主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如何做好政治工作。9月底，红军大学第三期学员毕业，后未招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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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路上的红四军参谋长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张宗逊调任第二野战纵队（中央纵队）参谋长。部队在信丰附近通过第一道封锁线时，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牺牲，张宗逊调任第四师师长，黄克诚任政治委员。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时，第四师担任红三军团前卫，为部队开辟通道，保障军团主力通过。军团炮兵连连长匡裕民带1门山炮，配合第四师行动。 张宗逊第一次指挥炮兵作战，由于没有经验，接连两发炮弹都未打中目标。正在着急时，军团长彭德怀赶来了，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下情况，指示炮兵作适当调整，只用1发炮弹就击中目标，打开了通路，保障红三军团顺利通过第二道封锁线。随后，第四师在宜章以北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 11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在湘江通过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时，遭重兵追击，战局十分严重。第四师奉命在界首阻击来自广西方向国民党军的增援。29日，第四师在界首湘江南岸同国民党桂系第四十三师和地方民团遭遇，打了一场恶战。张宗逊、黄克诚指挥全师坚守阵地，英勇拼杀，顽强抵抗，战斗异常激烈，他们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打退国民党军多次进攻，并趁夜暗主动出击，终于守住了阵地。第十团团长沈述清在战斗中牺牲。张宗逊立即令师参谋长杜中美前往接任团长。经过两天两夜的浴血奋战，第四师协同兄弟部队掩护中央纵队和主力部队渡过湘江。12月1日下午，第四师撤离界首渡口，掩护中央纵队向贵州方向前进。 1935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2月上旬，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扎西（威信）地区后，部队进行整编。由于战斗减员，红三军团缩编，取消师一级建制，加强和充实战斗部队。张宗逊任第十团团长，黄克诚任政治委员。部队完成整编后，21日由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再次向遵义挺进。 2月26日，张宗逊、黄克诚指挥第十团猛攻板桥守军，协同主力部队攻占娄山关。27日乘胜向遵义方向追击，次日晨再次占领遵义城。28日上午，蒋介石的嫡系吴奇伟部两个师，配合黔军王家烈残部向遵义反攻。中央红军趁其部队在运动之中，集中主力发起猛烈攻击，歼其大部。遵义之战共歼灭和击溃其2个师又8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在这次战役中，红三军团由右翼进攻。张宗逊、黄克诚指挥第十团抢占并坚守城西南的老鸦山主峰，顶住国民党军第五十九师的多次进攻。相互反复争夺，战斗异常激烈。张宗逊与参谋长钟伟剑指挥全团主力奋不顾身，边追边打，杀伤大批国民党军。 战斗中，钟伟剑中弹牺牲；张宗逊被子弹击中腿部，身负重伤，因出血过多而昏迷。在缺医少药的艰苦条件下，他的伤口严重感染，行军途中，他又拒绝上担架，坚持骑马与部队同行，致使伤口严重恶化。后被送到总卫生部治疗，经手术后才保住了腿。 5月上旬，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到达四川省会理县城附近地区。张宗逊转到中央休养连休养，兼任该连连长。他同连指导员李坚贞（女）、支部书记董必武带领全连和中央机关的妇女及家属，通过大渡河上的铁索桥，翻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 6月中旬，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小金）地区胜利会师。下旬，张宗逊腿部伤口未愈便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请求工作。7月23日，中革军委任命张宗逊为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军长许世友，政治委员王建安。8月上旬，张宗逊到职后，率第十一师到腊子山（草地），向松潘方向警戒。25日，红四方面军出发过草地，31日到达包座。 这期间，张宗逊在红四军工作并不安心，他曾写信给右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要求调动工作。9月9日傍晚，张宗逊接到总指挥部的电报，要求他星夜回总部，另有任务。他看完电报，即刻启程，夜行六七十里路，于10日黎明赶到驻夹溪的总指挥部，见到原红三军团的几名干部，在谈话之中得知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分裂红军；朱德、刘伯承等红军领导抵制张国焘分裂行为，强调团结对敌的情况。他还得知，毛泽东、周恩来已率红一、红三军由红一、红三军团改称。北上，脱离了险境。得知这些消息后，张宗逊十分懊悔，怪自己遇事不敏感，怪自己没能和红一、红三军一起北上。 张宗逊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非常不满，当即给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的朱德和刘伯承写信，报告所知道的情况。信尚未发出，有人便向张国焘汇报，张国焘于10月5日突然找张宗逊和红三十军参谋长彭绍辉到卓木碉（今四川省马尔康市脚木足）谈话，严厉地训斥他们。 10月9日，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在卓木碉成立，刘伯承任校长，何畏任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参谋长兼高级指挥科科长，王新亭任政治部主任。12月5日，“红大”到达天全县的红岩坝，训练两个多月。随后向北行动，几经辗转，于翌年4月4日到达炉霍。 这时，部队的行动方向已成为广大指战员极为关心的问题。一天，政治教员李井泉、教育科科长郭天民、红四方面军总司令部第一局局长曹里怀等来到张宗逊的住处，他们几个人在一起议论部队未来的出路问题。张国焘得知他们的谈话情况，以“中革军委”名义，给曹里怀开除党籍处分，给李井泉和郭天民以党内警告处分，张宗逊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事后才知道，他们几个人已被张国焘列入“拥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名单并加以监视。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先后在甘肃会宁和静宁县将台堡胜利会师。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红大”抵达甘肃环县洪德城。24日，中革军委命令：何畏带红四方面军“红大”高级指挥科去保安；张宗逊带其余人去木钵寺（环县境内）与红一方面军“红大”第三科会合。次日，张宗逊带“红大”上级指挥科、青年队和部分教职员到达木钵寺。朱德、刘伯承来校讲话，宣布木钵寺学校为红军大学第二校，周昆任校长，袁国平任政治委员，张宗逊任上级干部队队长。西安事变后，红军大学第二校移驻庆阳。12月26日，中革军委命令第二校上级干部队与保安（今志丹县）红军大学二科合并。 1937年1月2日，张宗逊率上级干部队到达保安境内顺宁，并入红军大学第二科。3日中午，张宗逊去见毛泽东。毛泽东亲切地对张宗逊说：你倒好，革命把你由南方送回了家。随后，毛泽东问了红军大学的情况，并谈了国共合作抗日的一些意见。6日，张宗逊调任中革军委第一局局长。 张宗逊到职后，立即参与组织中革军委机关由保安迁往延安的工作。13日，张宗逊随中革军委机关进驻延安城。5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成立延安、延长、甘泉、富县、宜川5县警备司令部，负责城市卫戍及其中间地区的清匪指挥，任命张宗逊兼任警备司令员。他赴任新职前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工作，毛泽东说：做好进城工作，要注意多交朋友，防止关门主义倾向《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57页。。张宗逊上任后，经过多方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和阻力，圆满完成了红军进驻富县、甘泉等县城的工作。 8月上旬，张宗逊接替因病未到职的卢冬生任红二方面军第四师师长，李井泉任政治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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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骋晋绥的第三五八旅旅长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反击，全国性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25日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张宗逊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旅长，李井泉任副旅长（不久改任政治委员），姚喆任参谋长，张平化任政训处主任，辖第七一五、第七一六团，全旅5000余人。 9月3日，第一二〇师主力从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出发北上。张宗逊率部随师部之后，经澄城、合阳于12日在韩城芝川镇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抗日前线。9月底，遵照八路军总部命令，由第七一六团团长宋时轮率第二营为基础组成雁北支队，北越长城，挺进雁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10月14日，张宗逊率第三五八旅在第三五九旅协同下歼日军一部，攻占同蒲铁路（大同至风陵渡）线的大牛店等地，牵制日军对忻口的进攻。10月18日，张宗逊指挥第七一六团主力进行雁门关伏击战。上午10时，日军50余辆汽车满载兵员和弹药，由北向南驶入伏击区，张宗逊指挥部队以密集火力向日军运输车队突袭，摧毁日军汽车多辆。 正在激战时，阳明堡方向又驶来日军汽车200余辆，张宗逊当机立断抽调一部兵力进行阻击，激战至夜晚，共毙伤日军300余人，击毁汽车20余辆。21日，张宗逊又指挥部队在黑石头沟地区设伏。9时许，由南向北行驶的日军汽车200余辆和由北向南行驶的日军汽车数十辆，同时进入伏击区。张宗逊一声令下，部队随即展开攻击。日军下车顽抗，并在8架飞机增援下反扑。张宗逊果断指挥部队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以猛烈火力给日军以重创，歼其200余人，击毁汽车10余辆，而后主动撤出战斗。第三五八旅等部配合国民党军取得忻口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前线抗日将士，受到八路军总部的表彰。 1938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主力由平遥、汾阳和邯郸分3路进攻临汾地区。2月27日，日军从原平等地出动1000余人向平社地区进攻，企图打通沿线铁路运输。第一二〇师首长命令张宗逊率第三五八旅担负打击太原方向日军的任务。这一路日军乘装甲列车沿铁路线北上，在河庄遭顽强阻击，形成对峙局面。张宗逊冷静分析形势，及时捕捉战机，果断命令第七一六团从正面向日军突击，第七一五团从侧翼截击，全旅隐蔽进入攻击位置。当日黄昏，张宗逊指挥部队利用夜暗向日军发起攻击，经数小时激战，歼日军400余人，击毁日军火车一列，缴获一批武器和物资。 2月下旬，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〇九、第二十六师团和伪蒙军一部共1万余人，由平绥（今北京至包头）、同蒲铁路和太（原）汾（阳）公路沿线各据点出动，分5路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攻，相继占领宁武、神池、偏关、保德等7座县城。 贺龙得知日军围攻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情报后，为打击可能西渡黄河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日军，命令第三五八旅由忻县地区进至离石地区，侧击企图渡河向陕甘宁边区进犯之日军。张宗逊率第三五八旅冒着严寒风雪，日夜兼程，于3月初进至预定地区，准备迎战。 3月17日，张宗逊、李井泉率第三五八旅主力进至神池义井镇以南虎北村和山口村地域时，与从神池出动增援五寨的日军1000余人遭遇。张宗逊指挥部队立即抢占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猛烈冲击。行军中很多战士的鞋子磨破了，战斗中赤着脚在雪地里同日军进行白刃格斗。经过6小时激战，歼日军300余人，俘其军官1人，缴获轻重机枪3挺、步枪20余支。 日军遭受重创后，于22日夜陆续从义井镇向神池县城撤退。张宗逊指挥第三五八旅主力在凤凰山附近设伏，又歼300余人。之后，在贺龙统一指挥下，张宗逊率全旅指战员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与第三五九旅协同作战，先后收复宁武、神池、五寨、岢岚、保德、河曲、偏关等7座县城，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猖狂气焰，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4月4日至5月4日，张宗逊率部进至五寨地区进行训练。他要求部队要认真总结历次战斗的经验教训，学会侦察、隐蔽利用青纱帐、村落、高地、公路的有利地形，达到秘密、突然、迅速、坚决、速战速决，在游击战争中要把伏击战术作为主要的战斗方式。 9月下旬，日军华北方面军和驻蒙军集中5万余兵力，分别从平汉铁路（今北京至汉口）北段、正太铁路沿线、同蒲铁路北段和平绥铁路东段出动，以五台、阜平为主要目标，妄图摧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一二〇师和晋察冀军区，争取内外线相配合，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运动战相结合，粉碎日军围攻。 10月中旬，张宗逊奉命率领第三五八旅开赴同蒲铁路以东，进入北岳地区，参加晋察冀反围攻作战。下旬，进至五台县城南一带。为摸清日军情况，他指派第七一六团参谋长刘忠带一个骑兵排，冒着风雨前去侦察敌情。11月3日中午，刘忠回到旅部报告说，侵占五台的日军700余人，昨晚向东进犯，今晨偷袭了高洪口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部队。 张宗逊找来张平化和第七一六团团长黄新廷、政治委员廖汉生，围着地图细致周密地对敌情进行研究分析，最后决定在滑石片地区打一次伏击战。他令第七一六团迅速到达高洪口以西的滑石片地区设伏，第七一四团急行军到滑石片西北的南院村打援。张宗逊强调说：“大家注意：‘快’！一个小时内部队一定要出发。” 战斗任务下达后，战士们连做好的饭都没顾得上吃，连夜从驻地出发。当日军进入滑石片设伏地域后，第七一六团突然发起攻击，将日军分割包围。突遭袭击的日军连续组织5次反扑，均被击退。在战斗关键时刻，张宗逊来到前沿阵地，对指战员们说：“敌人已经被打乱，不能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要立即发起冲锋，彻底消灭这股日军。”第七一六团领导按照张宗逊的指示，马上向各营下达总攻的命令。 顿时，嘹亮的冲锋号声四起，战士们喊着“冲啊！杀啊！”像猛虎下山冲入沟底，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搏斗，战至4日拂晓，日军除有10余人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滑石片伏击战，消灭日军700余人，生俘21人，缴获山炮2门、轻重机枪30余挺、步枪340余支、军马153匹、电台1部，及其他军用物资一批。《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96页。 12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贺龙、关向应率第一二〇师主力挺进冀中地区；张宗逊、张平化率第三八五旅旅部、第七一四团，并指挥独立第一、第二团等部留在晋西北坚持斗争。1939年1月，张宗逊在《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期上发表《根据晋西北经验谈敌后的游击战争》一文。文章在对敌后作战情况进行大量有说服力的分析后，提出：“只要我们把握住战争发展的规律，认清敌我之优缺点，发扬我之长，打击敌之短，以我之长造成敌之错觉，而在战斗指挥上不发生错误，则不论在任何困难环境下，都能够战胜敌人，争取胜利。”4月7日，第一二〇师首长令张宗逊、张平化挺进冀中，在冀中平原开展游击战争。5月下旬，张宗逊、张平化率第三五八旅旅部到达冀中。为了作战的需要，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组建纵队指挥部（简称“张纵队”），由张宗逊任司令员，张平化任政治委员，下辖独立第一、第二旅。6月，张纵队奉命分散在沧（州）石（家庄）公路两侧，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部队所到之处深受群众欢迎，老百姓踊跃参军参战，部队得到很大发展。 6月中旬，国民党顽固派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率其所部第八、第九、第十旅共3000余人，由冀南向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进攻，侵占深县以南地域，气焰十分嚣张。22日凌晨，张宗逊指挥独一旅和冀中军区第一军分区部队对张荫梧部进行反击。 在猛烈炮火的打击下，张荫梧部纷纷缴械投降，少数负隅顽抗者当场被击毙。这次战斗，生俘顽军旅长以下2000余人，毙伤500余人，有力地打击了顽固派张荫梧的反共和降日活动。 8月27日，张纵队奉命离开冀中平原，越过平汉铁路，于9月1日到达行唐县西北的秦家台羊、口头镇地区休整。10日，部队进行整编，撤销“张纵队”，重新组建独立第一旅和第三五八旅。独立第二旅整编为张（宗逊）第三五八旅1939年4月，张宗逊率第三五八旅一部挺进冀中后，该旅余部仍留晋西北地区，并保留第三五八旅番号，由彭绍辉任旅长，称“彭三五八旅”，亦称“彭八旅”；为了区别，冀中地区的第三五八旅，称“张三五八旅”，亦称“张八旅”。，张宗逊、张平化分任旅长、政治委员。25日，驻石家庄及正太铁路沿线的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第三十一大队和灵寿、正定等4个县的伪警务队共1500余人，由灵寿出动，占领慈峪镇，企图采用“牛刀子战术”，奔袭晋察冀边区南部重镇陈庄，寻歼八路军主力，摧毁抗日根据地。 9月27日拂晓，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电告张宗逊和张平化：日军只留下几百人控制慈峪镇，主力1100余人正沿鲁柏山小路向陈庄轻装疾进；要他们待机歼敌。当日，日军占领陈庄。28日14时，张宗逊等指挥所部协同晋察冀军区一部完成了对陈庄日军的四面包围。黄昏，贺龙和聂荣臻来到旅指挥所亲自指挥，命令部队发起总攻。张宗逊、张平化指挥第三五八旅立即投入战斗。战至30日下午，将日军1280余人全歼，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这次战斗，挫败了日军寻歼八路军主力的企图。 国民党晋东北第十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白志沂，乘日伪军进攻陈庄之机，指使所属顽军4个团不断袭击雁北地区抗日民主政府，反动气焰甚为嚣张。陈庄战斗结束后，贺龙命令第三五八旅立即反击这股顽军。10月下旬，张宗逊、张平化指挥所部在下关、寨上等地将白志沂部包围，打死打伤100余人，俘650余人，缴获机枪、步枪及手枪106支（挺）。 1940年2月上旬，张宗逊率第三五八旅随第一二〇师主力由晋察冀边区返回晋西北抗日根据地。5月，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日伪军2.5万余人，从南、北、东3面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实行规模空前的“扫荡”。16日，侦察员获悉：由静乐县进攻对久镇之日军一路700余人退至米峪镇，并向静乐方向继续撤退。张宗逊决心利用米峪镇附近有利地形，将日军歼灭于运动之中。他遂令部队于当日下午进至米峪镇以北大夫庄附近设伏。不料米峪镇日军未动。于是，张宗逊以独立第二支队在大夫庄实施警戒，主力部队立即向米峪镇开进，并准备以遭遇战消灭该股日军。17日7时，先头部队第七一四团在曹家掌与日军遭遇，该团迅速抢占有利地形与日军展开激战。9时许，第七一六团投入战斗。战至12时，日军伤亡惨重，妄图突围逃跑。 张宗逊立即调整部署，迅速完成对企图逃跑之日军的包围。17时，再次对被围困的日军发起总攻，激战至19日凌晨，歼日伪军500余人。随后，张宗逊率部安全转移至兴县附近地区。此战，是第一二〇师回师晋西北后取得的第一个歼灭战，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振奋了抗日军民的士气。 3月16日，贺龙在晋西北参谋会议上讲话，对张宗逊在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作用给予了很高评价。贺龙指出：三五八旅张宗逊同志，是大革命时代的干部，是我们一二〇师资深的旅长。他对于创造晋西北根据地，对保卫晋察冀边区，都尽了很大的力量。张八旅从抗战以来总是不断地在作战，歼灭敌人，掩护国军退却（在太原失守后），创立大青山根据地，创建了八路军骑兵。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是每个同志都应当学习的。《贺龙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94～95页。 为粉碎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进攻，推动全国抗战局势的深入发展，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危险，八路军总部决定向华北敌占交通线和据点展开进攻战，即“百团大战”。在这次战役中，张宗逊指挥第三五八旅协同兄弟部队进行大小战斗19次，破坏铁路10公里、公路7公里，炸毁桥梁2座，《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41页。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 为便于统一指挥作战，加强根据地人民武装的领导，11月7日，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在兴县成立晋西北军区，由第一二〇师领导机关兼军区机关。军区下辖6个军分区，第三五八旅兼第三军分区。张宗逊兼任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李井泉兼任政治委员。 12月中旬，日军调集2万余人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根据地许多村庄被烧，群众被杀，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空前浩劫。张宗逊、李井泉领导第三五八旅兼第三军分区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奋起反击日军的大“扫荡”。在37天的反“扫荡”战斗中，部队作战64次，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1941年8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和伪军共7万余人，在其飞机配合下，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再次进行大规模“扫荡”。张宗逊奉命率第三五八旅配合晋察冀军区进行反“扫荡”作战，从8月下旬至9月上旬，先后攻占忻口车站和轩岗、奇村等据点，给日伪军以有力打击。 1942年5月，张宗逊奉命到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10月中旬，他参加了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对党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学习、研究和讨论。 在延安期间，毛泽东亲切接见了张宗逊等从前线到延安学习的军事干部，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当旅长、团长的同志，在整风中不要怕丢面子，下级对你们有意见，让他们统统讲出来，心情就舒畅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就改善了，内部也就更加团结了。《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60页。 参加整风运动，使张宗逊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进一步提高了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 12月，由柯庆施介绍，张宗逊同延安自然科学院大学班学生杜芳结婚。杜芳出生在四川达县一户贫民家庭，家境很穷，在其父亲朋好友的资助下，上学读书，高中未毕业即奔赴延安，投身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婚后，她成为张宗逊生活中的好伴侣、工作中的好助手。 1943年3月，张宗逊从延安返回第三五八旅兼第三军分区，仍任旅长兼军分区司令员。7月初，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增调部队，随时准备进攻延安。中共中央一面在政治上充分揭露蒋介石制造反共“磨擦”破坏抗战的罪行，一面在军事上积极进行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攻的准备。 根据上级命令，张宗逊率第三五八旅由晋西北开赴延安以南、富县以西地区，准备迎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和八路军预有准备的情况下，蒋介石被迫命令部队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行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终于被制止。 为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再次发动突然事变，张宗逊奉命率领第三五八旅就地驻防，扼守延安的南大门。10月，贺龙在延安主持召开陕甘宁边区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毛泽东出席会议，发出了“在冬季要进行一次很好的训练”的号召。张宗逊和旅的其他领导及全旅指战员积极响应，很快掀起练兵热潮。在冬训总结大会上，张宗逊代表旅党委作了总结报告，总结了坚持群众路线，开展官教官、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的群众练兵运动的基本经验。这个报告受到中共中央和联防军司令部的高度重视。1944年7月20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予以转载。 冬训练兵刚结束，张宗逊、李井泉又带领第三五八旅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口号的鼓舞下，全旅5000余人投入到热火朝天的垦荒战斗。张宗逊以身作则，起早摸黑，披星戴月，与战士们一起参加垦荒劳动。经两个月的艰苦奋战，全旅开荒14万亩，超额完成任务。全旅指战员用辛劳和汗水换来了农业大丰收，当年收获粮食208万公斤，各种蔬菜138万公斤，生活上达到了自给有余，减轻了人民负担，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张宗逊被选为“七大”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7月下旬，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突然袭击陕甘宁边区的旬邑、耀县等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立即成立爷台山反击战南线临时指挥部，由张宗逊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抽调4个旅共8个团参战。8月8日午夜，张宗逊、习仲勋指挥部队向爷台山发起总攻。战至9日14时，歼灭胡宗南部1个营部又5个连，收复了全部失地。战斗结束后，临时指挥部奉命撤销，张宗逊率第三五八旅开往晋西北，扩大抗日根据地。 8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晋绥军区部队主力组成晋绥野战军，贺龙、关向应分别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副司令员，李井泉任副政治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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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大西北的野战军副司令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为了对付蒋介石将要发动的全面内战，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加强军队建设和解放区建设。8月，以贺龙为司令员、李井泉为政治委员的晋绥军区，成立吕梁、绥蒙、雁门3个二级军区。张宗逊任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5个军分区和独立第四旅。张宗逊指挥所属军分区和部队积极收复失地，发动群众，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革命力量。 1946年2月初至4月下旬，晋绥军区兼野战军司令员贺龙赴张家口、北平（今北京）等地治病，由张宗逊代理野战军司令员。6月下旬，国民党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挑起全面内战，调兵遣将向晋中解放区大举进攻。晋绥野战军和晋察冀军区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作战部署，组成大同战役前线指挥部，张宗逊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杨成武任副司令员，统一指挥作战，发起大同集宁战役。 7月31日，大同集宁战役外围作战开始。到8月4日，攻占大同周围大部分据点，歼国民党军2000余人，其余守军遭打击后缩回城关及城郊各据点。14日，张宗逊、罗瑞卿指挥部队向城关守军发起进攻，至9月初，肃清各据点及北关、西关守军。为解大同之危，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于9月3日调集9个师共3万余人，分南、中、北3路向集宁进犯，妄图经过集宁增援大同。 根据上述敌情，大同前线指挥部决定首先歼灭傅作义增援部队，而后调整部署攻取大同。于是，张宗逊、罗瑞卿以3个旅及地方武装围困大同守军，以1个旅加强阻援，随后又增调晋察冀军区3个旅参战。此次战役，双方势均力敌，参战兵力多，持续时间长，战斗十分激烈。13日，傅作义部攻入集宁，张宗逊、罗瑞卿根据战场敌情变化，于13日晚指挥部队撤离集宁。随后，又于16日撤围大同。大同、集宁战役历时一个半月，歼国民党军1.2万余人。 11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取消晋绥野战军和晋北野战军番号，将两个野战部队分别整编为晋绥军区第一、第二、第三纵队。第一纵队由张宗逊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治委员，下辖独立第一旅和第三五八旅。 这时，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抽调10个旅和1个装甲团，企图偷袭延安。中共中央军委急令第一纵队开往陕甘宁边区，参加保卫延安作战。张宗逊、廖汉生接到命令，立即率部从阳高附近出发，11月中旬到达延安以南的七里铺。12月7日，毛泽东和朱德检阅部队，这给张宗逊和全纵队指战员极大鼓舞，他们一致表示：坚决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以实际行动保卫党中央。 194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辖新编第四旅、教导旅和警备第一、第三旅等6个旅共2.8万余人，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张宗逊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准备参加保卫延安的作战。 2月下旬，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为掩护其主力对延安的进攻，决定先以5个旅的兵力，在甘肃马步芳部的配合下进攻陇东的庆阳、合水。3月初，张宗逊、习仲勋依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先求歼进犯陇东之国民党军一部，以“推迟敌进攻延安计划”的指示，决心除以教导旅并指挥警备第3旅主力担任延安正面防御，监视胡宗南部主力外，立即率野战集团军主力西进寻歼国民党军。3日，张宗逊获悉进占合水的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七师第四十八旅已南撤至西华池、板桥之线，立即部署部队进击西华池，围歼第四十八旅。战斗于4日拂晓前发起，激战至5日上午，歼第四十八旅大部，击毙旅长何奇，因增援之国民党军逼近，再战不利，张宗逊当机立断，撤出战斗。 西华池战斗，是张宗逊率第一纵队返回陕北并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后组织指挥的第一个战斗，基本上取得了胜利，但也暴露了部队在战术上的不少缺点。3月5日，战斗刚结束，张宗逊就组织部队总结经验教训，检讨兵力部署上的“错误”之处，上报中共中央军委。 3月13日，胡宗南集中15个旅的兵力在陇东“二马”及榆林邓宝珊部配合下分3路进犯延安。3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彭德怀、习仲勋在一起“主持边区全局”，张宗逊、廖汉生返第一纵队。3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所有驻陕甘宁解放区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统归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挥，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成立西北野战兵团。18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撤离延安。 在此后1个半月的时间里，张宗逊指挥第一纵队和兄弟部队一起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第一纵队在这三个重要战役中均胜利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7月31日，中共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命令，将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张宗逊仍任第一纵队司令员，廖汉生任政治委员。 8月，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围歼榆林守军，以调动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主力北上，策应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富治）集团南渡黄河。6日，西北野战军攻打榆林外围，第二天肃清外围据点，完成了对榆林城的战役包围。10日，彭德怀命令部队发起总攻。张宗逊指挥第一纵队攻开小西门，第七一五团三营九连迅速登上城墙。但由于突击队指挥员未到前面指挥，使第二梯队和第一梯队失去联络，未能跟着进城。第九连在城上孤军作战，连续打退守军三次反冲击，坚持到第二天拂晓退出城外。11日夜间，部队再次攻榆林城，因仓促准备爆破炸药量不足，也没有取得成功。至此，两次攻城均未奏效。蒋介石急调10个旅日夜兼程，驰援榆林。西北野战军鉴于调动胡宗南部主力北上的目的已达到，遂于12日撤围榆林。此次作战，西北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5200余人。西北野战军撤出榆林后，主力集结于榆林东南、沙家店西北地区待机。 这时，彭德怀发现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师长钟松部向沙家店以东之乌龙铺孤军冒进，拟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在沙家店地区以伏击战将其歼灭。17日，张宗逊指挥第一纵队集结在高柏山、老虎圪塔地区，协同第二纵队在沙家店地区围歼第三十六师后梯队。在第二纵队由北向南进攻时，张宗逊指挥第一纵队绕到沙家店西南地区，由西南向东北进攻。18日上午，张宗逊指挥第一纵队由老虎圪塔一线向前运动，以独一旅第三十五团进到沙家店以西白家，担任抗击镇川堡可能来援的国民党军，同时堵击第三十六师逃往西南的国民党军残部。19日，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率第一六五旅进至沙家店以东地区。 20日拂晓，张宗逊指挥第一纵队对均家沟以南国民党军阵地进行攻击，一举攻占守军有一座古庙的高地，接着攻克沙家店以东高山阵地。战至10时，守军在空中飞机掩护下乘机反扑，张宗逊指挥第一纵队将其打退，并乘胜夺取均家沟以南几个高地，攻占沙家店东南郝家岩守军阵地。13时，彭德怀命令西北野战军对被围于沙家店的钟松部发起总攻。张宗逊指挥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密切配合向第三十六师师部和第一六五旅阵地攻击，相继占领守军主要阵地。战至黄昏，歼胡宗南集团3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及第一二三旅和第一六五旅共6000余人，仅钟松率少数人逃脱。 23日，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从20公里外的梁家岔骑马来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毛泽东在旅以上干部会上讲话，首先肯定了西北野战军在作战方面所取得的战绩，高兴地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我们彭老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战，在短短的1天时间里，就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页。 为加强西北野战军的领导力量，9月29日，彭德怀提议并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任命张宗逊为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 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十六师主力被歼，陈谢兵团在晋南渡过黄河，国民党政权在西北的战略基地西安受到严重威胁。胡宗南急令其驻绥德以北的主力8个旅南撤，以拱卫西安和关中。胡宗南部主力从绥德地区南撤延安后，形成延安以东、以北的绥德、子长、清涧、延川、延长等城国民党军兵力相对薄弱的态势，只有不足2个旅的兵力担任守备。 根据以上情况，张宗逊协助彭德怀、习仲勋指挥第二、第四纵队出击黄龙山区，转入外线作战，同时指挥第一、第三纵队发起延（川）清（涧）战役。彭德怀指示张宗逊具体抓好部队战前的各项准备。张宗逊要求各纵队在战前分别对作战地域进行侦察，排以上干部必须看好地形和工事，将战斗任务具体分配到各旅、团、营，充分做好火力阵地、通信联络、爆破器材和云梯的准备。10月1日，第三纵队、教导旅一举攻克延长、延川，全歼守军两个营。7日，第一、第三纵队攻克清涧城10余处外围据点，占领城西制高点笔架山，相继炸开两座城门，攻入城内。激战至11日晨6时，攻克清涧城并歼守军，其中俘整编第七十六师中将师长廖昂、少将参谋长刘学超、少将新闻处长曹锡武等4300余人，击毙1000余人。此役，收复了延长、延川、清涧等广大地区。进入黄龙山区的第二、第四纵队，历经1个月的作战，歼国民党军7300余人，开辟了黄龙新解放区。延清、黄龙战役的胜利，为而后主动转入外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8年1月上旬，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全国战局以及西北战场形势，指示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粉碎胡宗南集团的机动防御，策应刘伯承、邓小平中原野战军和陈毅、粟裕华东野战军及陈赓、谢富治集团在中原的作战。2月20日，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联名发出宜川战役命令：以第三、第六纵队各一部围攻宜川，第一、第二、第四纵队和第三、第六纵队主力合力打援。 胡宗南得知宜川被围后，一面命令宜川守军坚守待援，一面急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4个旅共2.5万人，由洛川、宜君一线向宜川驰援。25日，张宗逊陪彭德怀、参谋长张文舟、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以及纵队部分指挥员，先后到宜川北原高地和瓦子街以北察看地形，掌握熟悉战场状况。各纵队按预定作战方案部署行动。 与此同时，彭德怀让张宗逊带警卫部队去迎接由晋南入陕参加宜川战役的第二纵队，向司令员王震传达纵队迅速向圪台街集结的战役方案。确定第二纵队派主力沿鸡蛋峁、于家崖向蔡家川西侧高地迅速前进，阻止守军向西突围。黄昏时，张宗逊和王震一起来到第一纵队指挥所，第一纵队司令员贺炳炎报告张宗逊，第三五八旅已控制宜川东南的南山主峰。3月1日9时，彭德怀发出总攻击命令。西北野战军按照既定作战部署，迅速将守军合围，经30个小时激战，将敌全歼。接着又攻克宜川城，全歼守军1个旅。宜川战役，歼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部、整编第二十七、第九十师师部和5个旅2.9万余人，其中将军长刘戡自杀，中将整编师师长严明被击毙，缴获武器、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甚多。此战粉碎了胡宗南妄想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的企图，取得了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战略进攻）的第一个大胜仗，有力地策应了人民解放军在中原战场的作战。 为扩大战果，西北野战军在宜川战役后，又挥师南下，于3月4日发起黄龙山麓战役，先后解放富县、黄陵、宜君、白水等城镇，逼近蒲城，围攻洛川，进一步孤立了延安国民党军。胡宗南急令裴昌会兵团并配属整编第三十八师增援洛川。鉴于洛川地形险要，城池坚固，国民党军兵力猬集，加之黄龙山区粮食困难，部队不宜久留，彭德怀、张宗逊等审时度势，利用西府（西安以西泾渭两河之间地区）、陇东地区国民党军兵力空虚之际，及时改变夺取洛川的计划，以一部兵力继续围困洛川，集中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向西府挺进。 4月13日，彭德怀在马栏镇杨坡头召开西北野战军旅以上干部会议，讨论进军西府的作战方案。会议确定由第二、第四纵队组成左路军，在张宗逊指挥下实施作战行动。18日，张宗逊指挥第二、第四纵队攻占永寿县以东的常宁镇，歼守军整编第二〇三师第一旅第三团、第六旅第六团共1600余人。之后，直逼乾县。因进军路线选择不当，加之空中飞机狂轰滥炸，从而失去夺取乾县、武功的机会。张宗逊临机处置，改变决心，指挥第二纵队转攻扶风，22日歼扶风守军，占领扶风和绛帐车站及文殊镇，截断铁路交通，接着攻占歧山和工业城镇蔡家坡、虢镇。至此，宝鸡守军处于被围之中。25日，指挥第二、第四纵队作战的张宗逊与彭德怀在宝鸡城东会合。 胡宗南为解宝鸡之围，急调裴昌会兵团和青海马步芳部驰援宝鸡，企图夹击西北野战军宝鸡前线部队。根据国民党军部署，张宗逊协助彭德怀采取两翼防御、中间突破的战术，于4月26日攻占宝鸡。为摆脱国民党军，另寻战机，4月28日，彭德怀当机立断，决定主动撤离宝鸡，向陇东转移。5月6日，张宗逊率第二纵队进占荔镇，次日拂晓向萧金镇前进，遭到国民党军新建整编第三十六师、马继援部骑兵和甘肃保安团的堵击。荔镇和萧金镇是东去公路的咽喉，如被国民党军占领，西北野战军主力就有被围歼的危险。在这关键时刻，张宗逊果断改变原来的部署，指挥第二纵队在荔镇和萧金镇同国民党军激战一天，掩护野战军主力脱离险境后，于12日胜利返回马栏地区。西府陇东战役，西北野战军歼国民党军2.19万余人，解放并一度攻克县城14座，开辟了麟游新解放区，将战争的主要战场从陕北老解放区推向了国民党统治区，为继续发展外线进攻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7月下旬，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所属第五兵团4个整编师共7.8万兵力，向在黄龙山区休整的西北野战军发起进攻，企图控制黄龙山南麓军事要点，相机进占黄龙、韩城等地。8月7日，张宗逊协助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主力5个纵队集结于黄龙山以南地区，并完成进攻准备。8日拂晓，彭德怀下达发起澄（城）合（阳）战役的命令。部队冲击发起之后，张宗逊随彭德怀从野战军司令部驻地界头镇赶往壶梯山前线视察，了解掌握部队作战前沿情况。此次战役，于13日结束，西北野战军将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十六师大部歼灭于冯原镇附近地区，巩固和扩大了黄龙解放区。 澄合战役后，胡宗南为阻止西北野战军南下潼关或再出西府，以其主力分别驻守大荔、耀县、富平、兴平等10个县城及附近地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秋季攻势作战的统一部署，张宗逊协助彭德怀集中野战军主力共6万兵力发起荔北战役。10月6日拂晓，对国民党军第十七军发起攻击，歼其第四十八师大部。接着转向进攻第三十八军，再歼1个多团。至12日晚战役结束，共歼国民党军2.5万余人。 10月下旬，胡宗南为阻止西北野战军由黄龙山区南进，以确保西安，调集10个军另1个师进行机动防御。11月6日，西北野战军前委召开扩大会，为收复和巩固合阳、澄城、白水地区，解决部队粮食问题，配合中原、华东野战军进行淮海决战，决定在11月中旬发起冬季战役。12日，张宗逊协助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各纵队分别从白水、澄城、合阳三县北部地区向预定目标开进。15日战役开始，战至28日10时，歼国民党军第七十六军，俘其军长李日基。在冬季攻势战役中，西北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2.5万人。 1949年2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决定，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任第一副司令员，赵寿山任第二副司令员，阎揆要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八军（第七、第八军在山西、绥远作战）。 2月17日，彭德怀离开西北前线，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出席中共中央第七届二中全会。第一野战军的工作由张宗逊主持。 春节刚过，张宗逊于2月19日至3月24日指挥第一野战军，在渭河以北的泾河、洛河之间，发动春季攻势作战，一度攻克铜川、蒲城、淳化、耀县、富平等县城，歼灭胡宗南集团7300余人。 胡宗南集团恐被全歼，从铜川、蒲城、耀县等地后撤，企图与青海马步芳部和宁夏马鸿逵部相配合，以陕中、陇东为防御重点，确保西北，屏障西南，迫不得已时则退据陕南、川北。根据战局发展，张宗逊综合分析西北战场出现的新情况，提出打乱胡宗南集团撤退计划，乘胜进军陕中的作战方案。5月15日，张宗逊指挥第一野战军各部队分多路进军陕中，对国民党军展开追击作战，先后解放咸阳、周至、兴平、武功、扶风等县城。20日，攻占西安，而后又攻克凤翔、岐山、眉县，并在凤翔以北姚家沟地区歼胡宗南集团第五十七军和第三十师。陕中战役，共歼国民党军2.7万余人。 5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就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作出部署：第一野战军包括由华北渡黄河西进的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尽可能在年底前占领兰州、宁夏、青海，而后兵分两路，一路占领新疆，解放陕、甘、宁、青、新5省；一路协同第二野战军解放贵州、四川、西康3省。25日，彭德怀返抵野战军司令部，并立即据此研究战场态势，着手调整部队进军西北的部署。 7月10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解放大西北的战略部署和先钳“马”打“胡”，后钳“胡”打“马”的方针，张宗逊协助彭德怀发起扶眉战役。 这时，华北的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已到达西安附近，改归第一野战军建制，彭德怀和张宗逊决心以1个兵团牵制“二马”“二马”，指青海马步芳部和宁夏马鸿逵部，亦称“青马”、“宁马”。集团主力，集中3个兵团歼灭位于扶风、眉县地区的胡宗南、马步芳两集团各一部，迫使胡宗南集团退往汉中，进而孤立“二马”。11日，第一野战军主力发起攻击，战至12日中午，国民党军3个军被包围压缩在渭河滩上。是日15时，第一野战军各兵团对被围的国民党军发起总攻，激战至20时，全歼被围国民党军。14日，解放宝鸡。此役共歼国民党军4.4万余人，解放县城8座和八百里秦川西部广大地区，迫使胡宗南集团残部向陕南逃窜，使西北战场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扶眉战役后，第一野战军的强大攻势直指马步芳部巢穴兰州。7月下旬至8月上旬，彭德怀、张宗逊等指挥第一野战军发起陇东追击战，以摧枯拉朽之势，连续追击20余天，前进千余里，歼国民党军1.19万余人，相继解放平凉、天水、庆阳、通渭、武山、定西、临洮、榆中、临夏等城镇20余座和陇东广大地区。至此，第一野战军主力兵临兰州城下。 为加速解放大西北的进程，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8月4日午时，彭德怀、张宗逊、阎揆要向各兵团下达进军兰州、西宁歼灭“青马”的预备命令，在9日前完成进攻作战准备。 兰州是国民党在西北实行反动统治的中心。该城南靠群山，北临黄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有天然屏障和永备型工事。21日，野战军司令部给各兵团下达进攻兰州的战术指示，强调要“精密计划，充分准备”。同一天，张宗逊协助彭德怀指挥第一野战军以9个团的兵力向南山阵地发起试攻，但因部队长途行军，时间仓促，作战准备不足，试攻未能奏效。在此情况下，彭德怀和张宗逊商量，命令所属各部队停止攻击，总结经验教训，适时调整部署，研究改进战法。经3天准备，25日拂晓，彭德怀决定对兰州再次发起攻击，战至黄昏，攻占南山主阵地，守军伤亡惨重，全线溃退。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乘胜追击，于26日凌晨2时攻占兰州西关，抢占黄河铁桥，切断守军退路，并迅速攻入城内与守军展开激烈巷战。到中午12时，第二兵团一部肃清城内守军残部；第十九兵团全歼东关守军。兰州战役，共歼国民党军4.2万余人。8月26日，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张宗逊为主任，主持兰州市与甘肃省的各项接收工作。 兰州战役结束的当天，彭德怀就和张宗逊等领导研究兰州解放后下一步第一野战军的作战行动。在部队部署上，决定第一兵团取西宁，第十九兵团夺取宁夏，第二兵团进军永登，沿河西走廊逐次解放武威、张掖、酒泉等地，然后进军新疆。9月2日，张宗逊协助彭德怀指挥第一兵团主力继续西进，相继攻占民和、乐都、化隆等地，直捣西宁。5日，部队乘胜追击，解放西宁。逃往西宁北部的国民党军残部2000余人向人民解放军缴械投降。5日至8日，第十九兵团主力从兰州、固原、海原地区分3路向银川挺进。17日，对银川守军形成夹击之势，21日突破马鸿逵部3道防线，直取银川。23日，解放宁夏全境。至此，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和副长官马鸿逵部被全歼，甘肃、宁夏、青海3省全部解放。 张宗逊协助彭德怀指挥第一野战军相继解放陕西、甘肃、宁夏、青海4省后，决定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这时，国民党新疆守军处境完全孤立。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争取下，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于25日通电起义，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率政府工作人员亦于26日通电起义，新疆宣告和平解放。 为彻底肃清西部地区国民党军残部，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遵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在解放西北5省后，立即转入清剿残匪的斗争。1950年10月，彭德怀率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西北剿匪作战由政治委员习仲勋和张宗逊等组织实施。 西北地区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封建势力较大。以美蒋间谍、特务和反动地主组织起来的土匪势力，以极其恶毒的手段，利用民族隔阂、宗教派别和各种反动会道门组织，进行疯狂的破坏活动。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主持军事工作的张宗逊和习仲勋依靠党的集体领导，指挥部队采取军事进剿、政治争取、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指导方针，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从1950年至1951年，一年多的时间，共歼灭土匪7.2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械3.5万余支（挺），基本上肃清了西北境内国民党政权的残余势力，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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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教育训练的副总参谋长
1952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张宗逊为副总参谋长兼军校部部长，分工主管全军军训、院校、人民武装和兵役等工作。12月15日，总参谋部在北京召开全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张宗逊在会上作《统一军训思想，明确军训方针，改进工作作风》的报告，集中阐述了全军部队开展军事训练、提高训练水平的问题。他的报告刊登在当年《八一杂志》第25期上。 1953年1月10日至20日，张宗逊主持召开全军第3次院校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陆、海、空军93所院校的负责干部。会议重点讨论建校思想、训练方针和校风等问题，提出了正规化学校建设的方针。张宗逊在会议上讲话强调：要培养对人民事业无限忠诚、勇敢顽强、善于克服困难、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完成上级任务的干部；要加强学员的现代作战的观念，建立学习一切先进军事科学的风气，以改进军队干部的落后状态；要培养学员既有重视先进军事科学和政治理论学习的习惯，又有善于“实事求是”的精神解决与处理具体问题的能力；要加强业务、技术教育，使学员对业务、技术发生兴趣，养成严格遵守使用技术兵器的纪律和细心负责地对待技术工作的习惯；要加强集中性、统一性的思想教育，使学员养成按照条令、条例、规定和上级命令办事的习惯；要培养学校正规化的工作作风，提高工作的针对性、组织性、纪律性、准确性，使学校成为模范的部队。 全军院校会议以后，根据彭德怀的指示，张宗逊和总部其他领导共同筹划，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并经批准，在已有院校的基础上，又陆续创办了高等军事学院、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学院、空军学院、炮兵学院、装甲兵学院、工程兵学院、电讯工程学院等院校，使军队院校教育训练基本形成完整体系。在院校建设上，张宗逊主张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体现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体现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特色，贯彻群众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学习外军经验；做到院校教育与战备相结合，与部队训练相结合，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张宗逊十分重视院校教学设备的更新和招收学员的质量，主张把最新式的装备优先配给学校，把年轻、优秀的战斗骨干选送学校培养。 1954年3月20日至31日，张宗逊在全军第四次院校会议上针对院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作了关于院校思想作风建设的报告。他指出，办好学校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品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水平，有热爱学习的风气，有理论与实际结合的精神，有艰苦奋斗、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有健壮的身体，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从而使院校训练走在部队的前面，有力地带动全军部队的训练和建设。 5月1日，张宗逊代表中共中央军委参加南京军事学院基本系、情报系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宣读中共中央军委准予学员毕业的命令，并同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一起检阅全体毕业学员。 6月7日至7月6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兵役工作会议。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到会讲话，张宗逊主持会议并作会议总结。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民兵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指示。 在与会人员学习讨论的基础上，张宗逊对兵役法草案、兵员征集工作和兵役法公布后的贯彻意见，以及对征集工作的思想认识、组织工作和物质保障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归纳总结。 9月，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张宗逊任国防委员会委员。 10月7日至20日，张宗逊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参观苏军在原子条件下抗登陆战役演习。回京后，他向中共中央军委呈送了参观活动的情况报告，并建议人民解放军要结合部队训练实际建设类似苏军的演习场，组织有关技术专家研究仿造苏军步兵轻武器，提高解放军武器装备技术水平，选派相关军事人员赴苏参观见学，增强指挥能力。 1955年2月9日至16日，总参谋部在北京召开全军第五次院校工作会议，张宗逊在会议上作了报告。他强调指出，办好学校、培养干部是建设国防军的中心工作，要健全学校领导，加强教员队伍建设，改善教学设备，提高教学质量，严格军校纪律和军事生活。会议结束后，张宗逊到第一、第二坦克学校检查工作，发现两校在办学方面存在领导教学不力，注重形式，脱离实际，对学员要求不严，教学质量不高，政治工作薄弱，事故较多等问题。他致函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反映了上述问题。装甲兵党委为此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改进措施，并派工作组进行整顿，使两所院校各方面有了很大起色。 4月，中共中央军委成立训练总监部，统管全军的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叶剑英任代部长，张宗逊兼任副部长，分工抓军事训练。张宗逊根据现代战争爆发的突然性、战况发展的迅速性、组织协同的复杂性等特点，认真抓全军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他主张全军军事训练，要有选择地学习苏联经验，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战略方针和训练方针的关系。张宗逊提出，应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确定的战略方针和各部队担负不同任务的实际情况，具体解决训练工作中一系列问题，使部队军事训练符合战略方针的要求。二是战略和战役战术的关系。张宗逊认为，战役战术训练必须适应战略方针的要求，在战役战术上采取进攻战才能适应战略上的积极防御，战役战术上集中优势兵力，才能达到战略上的以劣胜优的目的。三是战术和技术的关系。张宗逊强调技术是战术的基础，战术反过来又向技术提出要求，并影响和促进技术的改进和发展。 9月，张宗逊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张宗逊作为代表参加会议，并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1月，张宗逊带领总参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校调查研究。他通过召开各种座谈会，在取得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亲自动手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肯定了几年来学习苏联经验的成绩，指出了学习苏联经验有片面性的倾向，提出了院校改革的建议。 1957年3月，训练总监部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围绕训练指导思想，开展学术讨论。张宗逊认为，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一定要坚持和发扬，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也要结合人民解放军的实际情况，绝不能教条式地学习别人而把自己的传统和经验抛弃。这次会议，在全军特别是在军队学术界引起了反“经验主义”还是反“教条主义”的大讨论。12月，张宗逊不再兼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 1958年2月，随着反“经验主义”还是反“教条主义”讨论的深入，又引起了一场反“保守主义”的大讨论。张宗逊所持观点被称为“保守主义”，受到批判。3月，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主要指在经济建设中不应迷信苏联和照搬苏联的经验。5月，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又作了“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453页。的指示。此后，一些人把“教条主义”上升到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加以批判，形成了一次较大的政治运动。有些做法不仅伤害了抓训练工作同志的积极性，而且打乱了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对军队训练和院校教育造成很大损害，给全军建设带来了不良后果。 7月30日，张宗逊在《八一杂志》发表《坚持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方针》的文章。文章指出：必须正确处理现代化和革命化的关系，既不孤立地强调某一方面，又不平均对待，而应抓住革命化这个主导方向；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能迷信和抄袭单一首长制，怀疑和漠视党委制，贬低政治工作的作用；必须坚持以毛主席的军事著作为指针，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把毛主席的军事著作作为干部的主要必修课；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 12月，张宗逊协助叶剑英在武汉召开编写条令座谈会，认真听取了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领导的意见。会后，在全军范围内组织编写工作，先后编写出各种条令、条例和教材700多种。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颁发试行的有：《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军师战斗条令》、《团营战斗条令》、《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政治工作条例》等。这些条令、条例，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以及训练、作战和管理教育提供了重要依据。 1959年4月，经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张宗逊继续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同月下旬，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率领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对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蒙古等7国进行访问，张宗逊随团出访。他十分珍惜这次出访机会，每到一个国家都认真了解该国军事院校和部队设施建设情况。出访一个多月，学到不少可以借鉴的经验。 12月16日至1960年1月8日，张宗逊主持总参谋部在北京召开全军训练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肃清“右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影响，交流训练经验，讨论翌年的训练纲要。 在会议前，军训部部长李作鹏借机提出，要求会议要深入批判彭德怀、黄克诚，肃清其在训练工作中的影响，企图煽动一些人追查张宗逊与彭德怀、黄克诚的关系。张宗逊就有关问题和情况分别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总参谋长罗瑞卿作了请示汇报，否定了李作鹏的要求，使得会议按计划召开。 9月26日，张宗逊率领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出访阿联酋和阿尔巴尼亚。访问期间，参观了两个国家的军事院校、海军舰队、空军机场、飞机工厂等单位和军事设施。 1961年10月11日，张宗逊针对外军留学生培训存在的问题，向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建议明确培训分工，由军委办公厅（国防部办公厅）负总责，其外事处承办具体工作；缩减接受留学生的院校，以利保守机密；统一物资供应，既要适当照顾，又不要过分铺张。中共中央军委批转了张宗逊的建议，要求有关部门和军兵种遵照执行。 张宗逊抓全军军事训练，主张总部机关干部要深入部队基层调查研究，听取基层指战员对训练改革的意见，发现和推广先进典型，以推动部队军事训练健康发展。为此，他经常带总参军训部、军校部的干部深入部队、院校进行调查研究，狠抓基础训练和教材编写。1962年春，张宗逊召集有关军区和院校的领导干部，在南京编写分队战术教材。这期间，南京军区主管训练工作的副司令员王必成，向张宗逊推荐某军某团第二连副连长郭兴福在战术训练中的教学法经验。张宗逊饶有兴趣地观看了郭兴福表演，并指出：郭兴福教学法既发扬了我军练兵的光荣传统，又有新的创造，要认真总结经验，先在南京军区推广。《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459页。1963年秋，张宗逊指示总参军训部在《军训简报》上专题介绍郭兴福教学法。 叶剑英看了这期简报后，指示张宗逊以总参名义组织召开现场会，要求各大军区、军事院校领导干部参加观摩。12月24日，张宗逊陪同叶剑英、罗瑞卿等到镇江观看了郭兴福教学法现场表演。叶剑英充分肯定了郭兴福教学法，既适用于部队，也适用于院校，并正式向中共中央军委写了报告，建议在全军推广，掀起军事训练的热潮。毛泽东看了报告后，赞扬叶剑英发现了一个好典型。 1964年1月3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号召全军学习郭兴福教学法，掀起大练兵运动。1月底，罗瑞卿在南京主持召开全军训练工作会议，对学习郭兴福教学法、在全军掀起群众性练兵活动作了具体部署。6月初的一天，张宗逊和罗瑞卿到济南军区检查大比武的准备情况，突然接到贺龙元帅办公室工作人员从北京打来的电话称：毛泽东在一份比武情况简报上批示：此等好事，为什么不告诉我，能不能让我也看看。 张宗逊和罗瑞卿听说毛泽东也要看比武，非常高兴，两人商量决定，抽调济南军区和北京军区的“尖子”分队，到北京作汇报表演。 6月15日至16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分别观看了北京、济南军区“尖子”分队的精彩军事汇报表演。毛泽东在观看表演过程中，热情地为参演分队鼓掌，并对汇报表演给予高度评价和赞扬。 军事表演结束后，毛泽东与战士们一一握手祝贺，随手拿起国产的半自动步枪瞄来瞄去，还在模拟人像的沙袋上打了几拳。称赞“尖子”分队表演得很好，对每一个项目都很满意。毛泽东对普及“尖子”经验的工作很关心，指出：光有“尖子”还不够，要抓紧做好普及“尖子”经验的工作。毛泽东还对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说：“你们不能光议政，不议军呀”《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462页。！从这之后，出现了全党抓军事，全军和全国民兵掀起了军事训练的新高潮，成为人民武装力量训练史上的黄金时代。 张宗逊协助罗瑞卿在抓全军大比武的过程中，先后到广州军区、北京军区和海军部队检查练兵情况，参观各种“尖子”分队的表演，在肯定部队比武成绩的同时，也指出部队要克服锦标主义、弄虚作假和搞花架子等问题。张宗逊也发现有些单位工作不扎实，有拼凑尖子等现象，他指示总参军训部发出通知，指导部队练兵活动健康发展。 观看军事表演、检阅参演部队，国防部部长林彪称病没有参加。事后得知总参谋部组织的军事汇报表演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时，林彪心里很不舒服，声称张宗逊是想通过“大比武”突出罗瑞卿，对张宗逊主管的军训工作不断进行责难。《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463页。不久，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带工作组到广州军区某部“蹲点”，到12月下旬，终于编出一个大比武“冲击了政治”、“犯了方向错误”的调查报告。按照林彪旨意起草的1965年《解放军报》元旦社论，罗列了军训工作的一大堆罪名。对此，罗瑞卿、副总参谋长杨勇、张宗逊等进行了抵制。 1965年1月，经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张宗逊再次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这年初，林彪提出在全军院校开展整风运动，并把“冲击政治”列为整风的重要内容之一。张宗逊再次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张宗逊不顾林彪对他的责难，按照主管工作分工，先后主持召开全军训练工作会议，总结、交流、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研究制定普及“尖子”规划；参加工程技术、指挥院校教学改革会议，同专家、教授共同研究教学改革、课程设置和正规化训练问题；带领三总部工作组到军事学院等院校检查工作，指导相关院校加强管理，提高教学水平。张宗逊认为，无论风云多变幻，军事院校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决不能停止不前。 11月初，张宗逊率总部工作组到昆明军区调查研究，深入部队了解情况，检查指导部队工作。回京后，他向总参党委并中共中央军委呈送了情况报告，并就步兵丛林地带军事训练问题提出建议：每年在西双版纳地区组织一次战役集训，训练有亚热带作战任务的部队师以上干部；在西双版纳地区建立一个训练基地，轮训有亚热带作战任务的团以下干部；有关部门要指定专人，对部队在亚热带行动时的武器装备、组织编制和后勤保障等问题进行试验，争取早日定型、配套。张宗逊所提建议，受到中共中央军委领导的重视，总部有关部门即组织对此进行研究论证并付诸实施。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宗逊被当作“反对突出政治”的急先锋，大会批，小会斗，林彪一伙并唆使一些人把张宗逊绑架到解放军测绘学院秘密关押审查。张宗逊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批斗他的调子越来越高，什么“黑干将”，“三反分子”等等接踵而来，被抄家、罚跪、抹黑脸、戴高帽游街。张宗逊在被关押的4年间，坚信是非总有一天会搞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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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任总后勤部部长
1971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毛泽东问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张宗逊上哪里去了？”黄永胜当面扯谎说：“在济南军区当副司令员。”随后，黄永胜急忙派人找张宗逊谈话，声称军委决定，要求张宗逊必须在3天之内到济南军区报到。就这样，张宗逊简单收拾起行装，登上南下的列车，前往济南军区工作。9月13日，林彪叛逃摔死后，张宗逊的“冤案”才得到澄清。 1973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张宗逊为总后勤部部长，担任中共总后勤部委员会第一书记。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宗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下，张宗逊与总后勤部其他领导一起，深入开展清理林彪反革命集团对后勤工作的影响，对受迫害的干部进行平反，着手调整、整顿后勤工作，并以编制体制调整为契机，组织对军队后勤工作进行全面整顿。 这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张宗逊一边抓日常工作，一边抓后勤战备。1974年1月，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对入侵西沙永乐群岛的南越海军进行自卫还击。根据作战需要，张宗逊召开总后领导办公会议研究确定，由海军南海舰队和广州军区后勤部具体组织实施后勤保障。广州军区后勤部成立三军联勤办公室，海南军区和海军榆林基地成立后勤联合指挥部，并在湛江、海口等地建立物资转运和补给点，有力地保障了自卫还击作战的胜利。 5月，根据毛泽东关于各部队的农副业生产必须遵循“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的指示，张宗逊领导总后勤部对各军区、各军兵种的生产规模进行了调整，压缩生产规模，退还占用地方的部分土地，压减耕地面积，还将519个中小厂矿停办或移交地方，从而大大减少了农副业生产用兵。生产用兵由1971年的60万人减少为24万人，军办厂矿由1971年的2400多个减少为1000多个，并撤出在其中工作的绝大部分现役军人，从宏观上初步解决了生产规模过大、用兵过多的问题。当年，全军向国家交售生产粮455亿斤，占同年全军粮食总产量的30%；向国家上交结余国防费37亿元，缓解了国家财政困难。《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七十年》，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386页。 1975年1月6日，张宗逊主持总后党委常委会议，专题研究格尔木至拉萨输油管线建设问题。格尔木至拉萨输油管线建设工程，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于1972年5月30日批准修建的。该管线全长1080公里，设计年输油能力为25万吨，总投资为2.3亿元，由军队负责承建，于当年7月开始勘测、施工。 广大指战员在环境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工程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前期准备工作不够充分，工程建设也存在一些问题。张宗逊要求总后所属有关单位要相互配合，对存在的问题要认真研究解决。为加强对工程建设的组织领导，确定在格尔木成立工程指挥部，对青藏兵站部、格拉输油管线指挥部及所属部队实行统一管理。组织机构和领导关系调整后，工程建设进展顺利。1977年10月，工程建成并投入使用，开始为西藏输油。 1976年7月28日凌晨，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7.8级强烈地震，死亡24万余人、重伤16万余人，被毁铁路403公里、桥梁263座，拥有百万人口的唐山市区毁于一旦，房屋建筑夷为废墟，幸免于难的几十万人处于困境之中。地震当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立即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张宗逊作为总后勤部部长，参加抗震救灾指挥部队工作。 为加强抗震救灾的后勤工作和组织领导，总后勤部领导和机关分成两套班子：张宗逊等负责指挥协调全军各大单位后勤抗震救灾工作；副部长张震等负责战备和日常工作。同时确定，救灾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由北京军区后勤部和沈阳军区后勤部共同负责，并对灾区群众进行支援。 7月30日，张宗逊随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领导赴灾区现场指挥。他要求后勤部队要想灾区人民所想，急灾区人民所急，供灾区人民所需，按照中央抗震指挥部统一部署，抓紧做好救灾物资、运输、医疗等各项准备，在人力、物力上及时地全力支援灾区。同时，要通过抗震救灾工作，认真总结供应保障、交通运输、医疗救护等方面如何适应战时的后勤保障工作经验。 张宗逊领导总后勤部统一部署，组织全军共派出283个医疗队、3个野战医院、5个野战医疗所8000余名医务人员参加救治灾区伤病群众。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奋战，军队医疗机构在灾区就地救治伤病员24.5万余人次，抢救危重伤员16万人次，做手术4.1万例，转运后送伤员7.3万人。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南京、兰州等地的军队医院还收治了由灾区转送的伤员2.2万人。 防止传染性疾病流行，是抗震救灾的一项重要工作。张宗逊组织总后勤部协调军队有关单位派出6个防疫队，与地方防疫队一起组成1300人的防疫队伍，展开大规模的预防疾病活动。其间，先后动用飞机140架次，包括防化喷洒车在内的汽车230辆，各种喷雾器5万余具，喷洒杀虫药176吨，发放水消毒药240吨，有效地控制了传染病的流行，实现了“大灾之后无大疫”的防病目标。《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七十年》，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391～392页。 地震后最紧迫的问题是饮食保障，张宗逊召开总后领导办公会议研究确定：由北京军区后勤部向灾区运送压缩干粮58.5万公斤、副食173万公斤；由沈阳军区向灾区运送主食约44万公斤、副食45万公斤。为了解决军民吃水问题，军队调用4.5立方米油罐65个，开设供水点，组织运水供水。同时，还向灾区群众提供单衣25万套、解放鞋20万双、棉毯2万条、帐篷5400余顶，以及大批铺板、草垫、油毡等物资。《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七十年》，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 1978年2月，张宗逊被免去总后勤部部长职务。他虽然不再担任军队领导工作，但仍关心着军队建设和国家安危。他鼓励大儿子张新侠献身航天事业，为国家的振兴做出成就；他支持小儿子张又侠奔赴老山前线，冲锋陷阵，保卫祖国边境安全。1982年，张宗逊离休后，仍积极地为国家四化建设发挥余热。他抱病撰写的革命回忆录，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宝贵精神财富。他深切地关心着灾区人民的困难，多次向灾区群众捐献钱物。他关心下一代的成长，为老区希望小学资助经费。表现了一名老共产党员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胆忠心。1983年6月，张宗逊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7月，张宗逊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8年9月14日，张宗逊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90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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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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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尊者讳，是人之常情。但作为历史传记，却应秉笔直书，否则，只能被称为历史文学。
张宗逊人品是有瑕疵的。 70年代初，他在济南军区副司令员任上，写信诬告军区政委袁升平，拿人血染红顶子，跃升为总后部长。而袁升平则身陷囹圄数载，至死对张宗逊恨之入骨。 1976年9月9日后，张宗逊又给江青写效忠信，不料这次押错了宝，翻了船。官也丢没了，脸也丢尽了。幸好邓小平宽容，这才得以安享晚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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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哥哥
军政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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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野战军的杰出代表，他逝世后的规格好像不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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