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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03-29 22:39
周世忠将军简传缭绕在红土地上的一曲亲情绝唱
周世忠，原名周诗忠，乳名海清。1918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二程镇周家院子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父亲周茂银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母亲李少青是二程镇楼子李家人，自幼送到周家当童养媳，婚后为周茂银生了两个儿子。沉重的家庭负担，使周茂银感到步履维艰。为了生存，他带着次子周诗海随同村的人一起到汉口洋人烟厂做工。 家中，李少青拉扯着长子周诗忠艰难渡日。母子俩经常挎着小竹篮，从县城贩来油条、炸果，沿村叫卖，靠赚点差价维生。生意好时，一天还能赚十文、二十文钱，遇上生意不好，油货卖不出去，不仅赚不到钱，还要赊本。 有一天，快到晌午时分，篮子里的油货还剩下一大半，饿得发慌的周诗忠看着篮子里剩下的油条、油粑，忍不住背着母亲拿起一根油条往嘴里塞。母亲面对着饥肠辘辘、面黄饥瘦的儿子，强忍眼泪，装着没看见，低头往前走。就在周诗忠准备拿起第二根油条时，母亲无奈地阻止道：“海清，你要懂事啊！这油条哪是我们吃的？我们娘儿俩奔波一天又能赚得几根油条钱？何况货还是赊来的。”周诗忠哭着对母亲说：“娘，你说的我懂！但我的肚子太饿，我实在是走不动了。”母亲噙着热泪抚摸着他的头：“儿哇！忍一下，看能不能多卖一点？等回家再吃饭。”其实，娘儿俩连野菜煮稀粥都吃不饱，哪来米饭吃呢？只是习惯地把咽菜叶、吃糠粑称为吃饭罢了。但自此以后，懂事的周诗忠即使饿得两眼金星直冒，再也不拿篮子里的油货吃了。 母子俩人除贩卖油货维生外，再就是夏收、秋收时节到田畈地里捡些零星麦穗、稻穗，拿回家中搓揉出三几升粮食来，掺和一些麦麸、米糠、野菜之类，凑合着过日子。以后，周诗忠的个子长高了一点，母亲就让他帮着村里的富人家放牛。放牛也是提心吊胆，如果牛没放好，不仅要挨打，而且还不给饭吃。 1930年的春天，黄安县二程区（当时称六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下辖13个乡苏维埃政府，六区第八乡苏维埃政府就设在周家院子附近的王家田祠堂。周诗忠的三叔周春山当选为第八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穷苦的农民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平日那些骑在穷人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现在一个个变得老老实实的。往日的庄户泥腿子们却一个个扬眉吐气的当家作主了。周诗忠看到这些变化，感到格外的新奇和兴奋。他成天跟在三叔周春山的屁股后面转，要求三叔给自己分派革命任务。不久，乡苏维埃成立儿童团。经三叔介绍，周诗忠参加了乡童子团，并担任童子团长。童子团是儿童的群众性组织。它的主要任务除站岗放哨、监视坏人、为苏维埃政府送信外，再就是学习文化，学讲一些浅显的革命道理，在当地宣传发动群众，破除迷信。 周诗忠肯动脑筋，平时看到乡里人常到庙里敬菩萨，求发财，保平安，就感到不以为然。“穷人在这个世道里哪有什么平安呢？发财就更是谈不上！”他越想越觉得菩萨可恶，于是在他的发动下，几个小童子团员凑在一块扛着锄头，拿着棍棒到庙里打菩萨。他们边走边唱：“菩萨是个假东西，稻草和黄泥，说它有神气，实是骗人的，为它烧香白花钱，一点作用也不起，揭开菩萨的底！”这群小娃娃，挖的挖，打的打，累得满头大汗，全身上下沾满灰尘。看到那些金碧辉煌、张牙舞爪的菩萨，顷刻现出了稻草和黄泥的本来面目，周诗忠和他的小伙伴们感到格外的解气，脸上露出了从所未有的自豪感。 傍晚，周春山从乡政府回来，看见周诗忠浑身沾满灰尘，便问道：“诗忠，你的身上怎么弄得这么脏？”周诗忠干脆地回答说：“打了菩萨的！”周春山故作惊讶地说：“哎呀！这还了得，菩萨是神，你怎么动手打它？”周诗忠瞪着大眼睛，与三叔父辩道：“菩萨不是神，是稻草，是泥巴！”他还把在区上学熟的打菩萨的歌唱给周春山听，看到侄儿认真的样子，周春山会心地笑了。 这天夜晚，周春山又把童子团的性质任务、共产党为穷苦人、红军是革命的军队等道理深入浅出地向他讲了许多。听完叔父的话，周诗忠恳切地央求道：“三叔，我要当红军！”周春山说：“你没有枪长，怎么当红军？”周诗忠回答说：“红军里就没有小战士？未必我就不长？”周春山又说：“一条枪你扛得动不？”周诗忠不服气地回答：“三叔，去年我就挑柴卖，一条枪会比一担柴还重？” “嗯，有志气！不过这个事我可作不了主，要和你娘商量一下，看看她的态度。”周春山说道。 从三叔家出门时已经是深夜了，周诗忠迈着轻快的脚步往家里走，刚到门口，才发现母亲已经将门打开等着他。 “娘，我不是说过叫你不要等我吗！”周诗忠嗔怪道。 “诗忠，你不回来，娘是怎样睡得着哟！”李少青一边说，一边舀水给儿子洗脚。 “我自己来舀。”周诗忠连忙抢过母亲手中的脚盆。洗完脚，他坐到母亲的身边，想把当红军的事提出来，又怕母亲阻拦，欲言又止。 母亲看出儿子有心思，便问：“儿呀，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娘说？” “娘，我想去参加红军……”李少青愣住了，虽然说周诗忠成天在外搞儿童团工作，也总是不归家，可真要出去当兵，做母亲的心里还是割舍不下。毕竟儿子才满十二岁。在富足的家庭里，这么大的孩子，还在母亲的怀里撒娇哩！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部队毕竟不同于地方，再说打仗也不是闹着玩的。想到这些，李少青不禁泪流双颊。 “娘！”周诗忠用手轻轻地扳着母亲的肩膀。 “娘懂道理，只是你年纪太小，部队会收吗？”“只要娘同意，他们肯定能收我，前天，我在去王家田的路上，就看见队伍里有我这么大年龄的小伢……” 天刚破晓，李少青就起床在湾里东拼西凑了一点挂面和鸡蛋。她是想让儿子在临走前能吃上一顿鸡蛋挂面。鸡蛋挂面现在来看算不了什么，可在当时，它却饱含着母亲对儿子的关爱。长长的面条是吉利的象征，也是慈母对儿子的祝福。从此，周诗忠踏上了坎坷漫长的革命征途。 儿子随部队走了，家里的日子越过越艰难，李少青只好前往汉口的洋人烟厂寻找丈夫周茂银。 周茂银自从带着次子周诗海到汉口洋人烟厂打工以来，生活也十分困难。非人的童工生活让幼小的周诗海严重的营养不良，后来又染上瘟疫，不治身亡，周父也因为患上肺病被洋人烟厂除了名，没有办法他只有拖着重病的身子返回到故乡周家院子。正在这个当口，李少青前往汉口寻夫，夫妻俩就这样相互错开了。周父回家不到半年，因病重得不到医治，凄惨地离开了人世。而这些情况，正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浴血奋战的周世忠却全然不知。 光阴荏苒，新中国成立了，人民翻身做了主人。周家院子的穷苦人扬眉吐气，开始在战争的废墟上重新建造自己的美好家园。就象当时战乱中所有不幸的家庭一样，每年清明，除了周茂银的大哥周茂金和侄子周少山还为他烧一堆纸钱，在坟上培几锹新土外，所有属于周茂银这一家人的印象已渐渐地在村民的印象中淡漠了。 1950年的一天，周茂金家突然收到一封信，信封上写的是：黄安县出西门25里路周家院子周开焱老人收；周开焱是周茂金的父亲，也是周世忠的爷爷。当周少山打开信封后，才知道当年出去当红军的周世忠还活着，并且现在还是解放军某部的军参谋长。信中，周世忠还问自己父母兄弟的情况怎么样，并托周开焱老人将他的情况转告家人。周茂金听了这封信后又惊又喜，马上嘱咐周少山回信，将周世忠参军后，家里的变故如实地告诉他，并希望周世忠能抽空回家乡看看。 1953年6月，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兵团战术教授会主任，高等军事学院合同战术教授会主任的周世忠，经刘伯承院长的批准，回乡探亲。 吉普车在通往家乡的简易公路上行驶着，周世忠的心情就象颠簸在公路上的汽车一样不能平静。整整20年啊！当年的放牛娃如今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高级将领。在这20年中，他失去了父亲和兄弟，再加上还有下落不明的母亲。晚上，在昏暗的梓油灯下，乡亲们都涌到了周茂金家来看望这位离家多年的将军，望着济济一堂的乡亲们，周世忠动情地说：十分感谢各位父老乡亲对我的关心，我在外从军多年，家里的事多亏你们照应，现在我父亲和兄弟都已不在人世了，唯一可能活着的就是我母亲，根据我大伯和少山兄弟的推测，我娘如果健在的话，很有可能就在武汉市内。这次，我回南京时，准备请《武汉晚报》登一则寻母启事，同时也拜托你们在乡下继续打听，我相信我娘一定还活在世上。 周世忠走后，周少山等人也在家乡积极寻访李少青的下落。经多方查找，终于从二程区新寨大李家村一个名叫韩精灵的生意人那里获知，韩在两年前曾见过李少青，说老人住在江边的茅棚里，生活十分艰苦。 李少青的确就在武昌。当年她随乡人一起来到汉口，不仅寻人未果连盘缠也被人偷走了。兵荒马乱的岁月，她有家不能归，只好流落在武昌一带给人帮佣维生。后从同乡的口中得知丈夫和儿子的死讯，她大病一场，从此断绝了回乡的念头。 周茂金几经周折，于1954年夏天在武昌大岸咀附近找到了李少青，并将她接回周家院子。得知母亲健在的消息，周世忠忙让夫人张英赶回红安，将母亲接到了南京。 “娘”李少青刚被张英扶下火车，就发现一个高大魁梧的军人扑了过来。她一愣神后，马上认出扑过来的军人正是她朝思暮想的儿子。母亲用双臂把儿子紧紧地抱住，泪水湿透了衣襟。当晚，母子俩整整谈了一个通宵，说不尽的酸甜苦辣，道不完的悲欢离合，儿媳张英陪在一旁也流了一夜的眼泪。 母亲来后，虽然工作很忙，但周世忠每天都亲自过问老人的衣食起居，一有空闲，便同老人坐在一起拉家常，忆往事。尽管儿子、媳妇十分尽孝，可老人却不适应荷枪实弹，紧张神秘的军营气氛，住了大半年，便吵着要回老家。周世忠见母亲实在留不住，只好给二程区政府寄去500元钱，请他们在周家院子盖两间瓦房。安排妥当后， 才将母亲送回老家，并且每月准时给老人寄去生活费。此后，无论周世忠走到哪里，即使自己不能回红安，总忘不了吩咐妻子、儿女到红安看望老人。 1969年的冬天，周世忠将军利用在河南考察战备通信工作之便，回故乡探望母亲。汽车由河南省新县驶入红安县后，周世忠将军显得十分兴奋，不时指着这座山、那条河，向张英和随行人员叙说当年在部队中转战于此的情景，车到二程区时，将军十分激动：“快到家啦，老人家还不知道我要回来看她噢！” “哎，你说这时候娘在忙啥呢？”将军向夫人张英说。将军让汽车泊在公路边后，徒步走向了周家院子。 当周世忠一行迈进家门时，发现母亲正埋头忙着喂猪。周世忠按捺着激动的心情，轻轻唤了声：“娘，我回来了！”母亲放下猪食盆，惊喜地打量着突然出现在眼前的儿子和媳妇。 “噢，真的是海清呀！”老人兴奋地喊道。周世忠忙伸手紧紧地搂扶着母亲。 此刻，周家院子的乡亲也都闻信赶来看望周世忠将军。老人高兴地招呼大家坐下，然后说：“我去烧茶喝……”周世忠想让母亲坐下休息，但犟不过母亲，于是就和母亲一起忙乎开…… 周世忠从中午进家门直到第二天离开，没有离开家半步，一直陪伴着他的母亲，入夜后，母亲房里那盏温馨的油灯伴着母子俩的乡音直到很晚、很晚。 1975年9月，周世忠调到武汉军区担任副司令员的职务， 他再次将母亲接到了身边，谁知老人在武汉住了一年多时间，便又嚷着要回家。不久，二程区委的阙裕安同志来汉口看望周司令员。在老人的一再要求下，周世忠只好同意母亲回乡居住。 临行前，周世忠将阙裕安拉到一边，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说道：“现在条件好了，我想伴着我娘度过她的晚年，既然娘决意要回家去，那也只能按娘的想法去做。只是老人年事已高，这次回去后，我想让她一个人在周家院子住怕是不可能的了，这只有麻烦区的同志，看是不是请你们帮忙，给老人在区里租个地方住，然后请个人招呼她，按她自己的生活习惯过，钱不够就跟我打招呼，这样的话，老人有什么事离区里近，与我联系也方便些。” “此外，老人如果有病，你们要敦促她上医院，她不爱吃药，而且忘性大，这些你们要给招呼她的人交待清楚……”此刻的周世忠，完全不像是一个统兵的将军，而是一位多情、耐心、细致的孝子。 老人回乡后，便住在区政府里，莫看老人的儿子是个司令员，可她的生活却十分简朴。平日总是粗茶淡饭，奢移的时候，恐怕也就是菜碗里多一点皮子、豆腐。两个月后，将军在公差途中，又顺便到二程区政府看望母亲，这也是将军最后一次见到母亲。在区政府里，将军向招呼老人的姑娘艳伢，详细询问了母亲的生活情况，陪在一旁的阙裕安笑着对将军说，回来后，老人家的心情还是不错的，就是日子过得比较简朴，前天我还笑着跟她说：“老人家，您儿子当司令员有钱咧！您使劲地吃、不要紧的。”可老人家说：“没得钱咧，世忠屋的一大家子人，开销几大咧！再说有点钱也都是把得我了。” 听着阙裕安的一席笑谈，将军却没有笑。此刻，他的心里就像是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一齐都涌上心头。他转过脸，对母亲说：“娘，你都这把岁数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从这个月起我每个月寄40元来。”老人刚要推辞，将军马上对她说：“娘，您不要说了，我这个当司令员的，如果连自己的亲娘都养不好，不光是我的良心过不去，就是在世人面前我也不好交待。” 1978年2月，老人无疾而终，消息传到武汉， 年近六旬的周世忠哭了。当他问及老人去世前有什么交待时，得到的回答是老人死前只说了一句话：“我想睡棺材。”将军沉默了，是啊！老人苦难一生，从没有向谁提过什么要求。然而老人临终的唯一要求却又难倒了将军，让他左右为难，这位正准备回家的将军，只好让儿子周昌顺和周卫明回家乡去给奶奶料理后事。为了老太太的遗愿，将军却不能最后再看母亲一眼，这是将军的原则，同样也是一种无奈。 1988年3月，周世忠又一次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乡红安，期间，在红安县委副书记傅德辉的陪同下，他回到了周家院子，给父母亲扫墓。 整整的10年啊！母亲坟上的草绿了又枯，枯了又绿。年届古稀的周世忠老将军毕恭毕敬地肃立在母亲的坟前，声泪俱下：“娘，我是世忠啊！是您的海清呀！您听到我的声音了吗？我好想您呀……”将军的一系话，让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最后，周世忠在警卫人员的连扶带拉下，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母亲的坟头。 1992年清明的一天，一辆普通的军用吉普车停在周家院子周少山家的门口。遵照周世忠将军的遗愿，周昌顺带着父亲的骨灰回家了。“叔，爸爸生前特别交待，让我把他的骨灰带两把回来撒在奶奶的坟前……”周昌顺哽咽着对周少山说道。 从此，李少青老人的坟前多了两棵柏树，在每棵树的下面，都撒了一把将军的骨灰，周世忠和母亲终于能够永远的在一起了。如今，柏树蓬勃地生长着，它用勃勃的生机向人们讲述着一位共和国将军“生前尽忠，死后尽孝”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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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03-29 22:39
周世忠指挥主力攻尤集
1945年2月9日夜，淮北军区三分区参谋长兼独立二团团长周世忠率部向灵北尤集伪据点发起了进攻，经过5个小时的激战，攻克了据点，俘虏伪军团长刘夫庭、副团长沈定坤以下官兵1500多人，缴获其全部武器、汽车、电台等物资。这一仗的胜利，既使灵北、邳睢铜、萧铜之间的道路畅通，保证了我西进部队供给线的安全，又揭开了宿东地区八年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序幕。
当时的尤集，位于萧县、铜山、灵璧三县交界处，是我路东路西的交通要道，抗战后沦陷敌手。大汉奸、伪军司令胡泽普的一个团盘据在这里，妄图封锁我路东路西的交通，切割我西进部队的补给线。团长刘夫庭土匪出身，其下属5个大队1500多人，也多系土匪，经常到周围村庄抡劫群众，并配合敌人向我根据地“扫荡”。群众对其恨之入骨，我军也早想消灭他。但其武器精良，据点坚固，易守难攻。 为了解决尤集伪据点，新四军四师师部早在1942年已派蔡铁群同志打进敌人内部做地下工作。1944年抗战已至反攻阶段，上级指示，部队要积极行动，扫清徐州外围据点，以孤立徐州。师部又派张震参谋长到四分区来督促部队积极行动，以配合主力作战。1944年11月邳睢铜三分区与宿东四分区合并后，决定由分区独立二团去灵北主攻尤集，且由分区参谋长兼独立二团团长周世忠具体指挥主攻。1945年1月18日，蔡铁群同志来灵北中心县委报告内线工作开展情况,乃向分区建议里应外合攻占尤集。决定由分区二团派三营七连副连长李绪功化名王有随蔡铁群一起返回尤集，进一步了解情况，侦察地形，考察内线是否可靠等等。随后李绪功带伪军中队长胡仕远来二团拜望分区政委张太生等同志，讨论解决尤集据点的具体办法，蔡铁群又送来了有关尤集伪军的工事构筑、兵力配备的详图，之后我军制定了里应外合攻占尤集的具体方案，充分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进攻日期选在1945年2月9日，即农历腊月27日，这个时候敌人正准备过春节，松懈、麻痹，易于出敌不意。根据作战计划，部队加强了临战前的准备工作，继续了解尤集敌人的情况，加强爆破训练，特别加强了爆破炮楼的训练，进行肃静行军和钻洞训练，在部队中通过沙盘贯彻作战计划，加强战前政治工作，作好了司、政、供、卫有关工作的具体安排。2月9日黄昏，周世忠团长、张彤政委率作战部队由中心区后车屋李出发。与此同时，安排灵北独立团做好朝阳集方向的打援部署，由三师七旅十九团做好时村方向的打援部署。 大约10日1时，作战部队到达了尤集东北角后乡集结。为了实施好预定的作战计划，指挥尽力向前靠近，兼团长周世忠随尖兵连前进，团政治委员张彤随尖兵排前进，分区政治委员张太生和副参谋长张登先则随先头营前进。先头部队赶到约定地点后，按照规定的信号，很快与李绪功接上了头，鉴于圩墙上的洞末能挖，团里决定爬圩墙进圩去，并当即通知各营爬墙进圩后，一切按原计划进行。 三营营长牛子明、副营长刘万全指挥李绪功带领部队爬墙。由于墙高加上天寒地冻墙又特别滑，只好人顶人往上爬。团政委张彤带头爬墙，结果从墙上滚了下来，幸亏棉大衣裹着没有摔伤，爬上墙的同志解下裹腿放下来拉着人往上爬，加快了爬墙的速度，很快爬进圩去。二营营长杨瑞湖看着三营爬墙心里着急，担心进去晚了误事，三营还未爬完，他便命令开始爬墙，二营部队也很快进入圩内。 一切按预定计划进行，三营部队稍事整理，即由伪军胡仕远中队人员带领，很快解决了北街和圩墙上的敌人，接着缴了小圩子门岗的枪，解决了过街楼上的敌人。三营及警卫连很快进入小圩子，由警卫连把敌人的高射机枪扛了出来，并缴获了不少子弹。攻占发电厂的连队，很快也占领了发电厂。八连经过战斗打开了大门，解决了院内的敌人，缴了不少短枪和子弹。刘夫庭在小圩内大炮楼上顽抗。团首长随即调来爆破班，在三营火力的掩护下，爆破班长王超群等送上炸药点火爆破。第一炮将炮楼炸了个大洞，第二炮把炮楼全部炸塌。刘夫庭的大老婆和一部分人被炸死，刘夫庭和他的小老婆从五层楼上和砖头一起滚下来被活捉。三营通过让刘夫庭及其小老婆喊话，使其儿子乖乖地缴了枪。 二营进入大圩子南大街以后，首先解决了一个大队部，大队长跑了，大队副和他的老婆在床上被捉住。东过街楼上的敌人顽抗，二营马上组织爆破，将楼炸倒。二营很快将大圩子内的大部分敌人解决。其余的敌人都集中在西南角的几个炮楼上。通过政治攻势全都缴了枪。最后只剩下南圩墙上一座炮楼上的敌人据守顽抗，不肯缴枪，后在突围向南逃跑的路上被我消灭。 此次里应外合攻尤集的战斗，从10日晨2时许主力部队开始爬墙进入圩子到7时左右基本结束，历时约5个小时，即攻克了这个炮楼林立的据点。仅排长余敬民、副指导员韩效魁两同志分别在攻打小圩大门和攻打大炮楼中不幸牺牲。胜利很大，损失很小。师首长来电嘉奖，群众欢天喜地庆贺胜利。县委报经分区批准，奖励内线工作有功之臣蔡铁群金星钢笔一支。伪军第三中队20余人不愿意解散，被介绍回皖东北师部处理，中队长胡仕远坚决不要钱，而被派去抗大受训。 尤集战斗之后，周世忠又率团参加了攻打大店、睢宁和双沟等一系列战斗，不断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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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0-01 20:50
周世忠将军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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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世忠，原名周诗忠，乳名海清。1918年7月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二程镇周家院子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父亲周茂银是一位老实敦厚的农民；母亲李少青是二程镇楼子李家人，自幼送到周家当童养媳，婚后为周茂银生了两个儿子。贫苦的生活、沉重的家庭负担，使周茂银感到步履维艰。为了生存，他带着两个儿子随同村的人一起到汉口洋人烟厂做工。洋人烟厂的工作十分繁重，且收入极少，父子三人连基本的生活都维持不了，没有办法，周茂银只好将长子周诗忠送回老家由母亲李少青拉扯着艰难渡日。 母子俩经常挎着小竹篮，从县城贩来油条、炸果，沿村叫卖，靠赚点差价维生。生意好时，一天还能赚十文、二十文钱，遇上生意不好，油货卖不出去，不仅赚不到钱，还要赊本。 有一天，快到晌午时分，篮子里的油货还剩下一大半，饿得发慌的周诗忠看着篮子里剩下的油条、油粑，忍不住拿起一根油条往嘴里塞。母亲面对着饥肠辘辘、面黄饥瘦的儿子，强忍眼泪，装着没看见，低头往前走。就在周诗忠准备拿起第二根油条时，母亲无奈地阻止道：“海清，你要懂事啊！这油条哪是我们吃的？我们娘儿俩奔波一天又能赚得几根油条钱？何况货还是赊来的。”周诗忠哭着对母亲说：“娘，你说的我懂！但我的肚子太饿，我实在是走不动了。”母亲噙着热泪抚摸着他的头：“儿哇！忍一下，看能不能多卖一点？等回家再吃饭。”其实，娘儿俩连野菜煮稀粥都吃不饱，哪来米饭吃呢？只是习惯地把咽菜叶、吃糠粑称为吃饭罢了。但自此以后，懂事的周诗忠即使饿得两眼金星直冒，再也不拿篮子里的油货吃了。 母子俩人除贩卖油货维生外，再就是夏收、秋收时节到田畈地里捡些零星麦穗、稻穗，拿回家中搓揉出三几升粮食来，掺和一些麦麸、米糠、野菜之类，凑合着过日子。以后，周诗忠的个子长高了一点，母亲就让他帮着村里的富人家放牛。放牛常常要提心吊胆，如果牛没放好，不仅要挨打，而且还不给饭吃。 1930年的春天，黄安县二程区（当时称六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下辖13个乡苏维埃政府，六区第八乡苏维埃政府就设在周家院子附近的王家田祠堂。周诗忠的三叔周春山当选为第八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穷苦的农民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平日那些骑在穷人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再也不能嚣张了。庄户泥腿子们却一个个扬眉吐气的当家作主了。周诗忠看到这些变化，感到格外的新奇和兴奋。他成天跟在三叔周春山的屁股后面转，要求三叔给自己分派革命任务。不久，乡苏维埃成立儿童团。经三叔介绍，周诗忠参加了乡童子团，并担任童子团长。童子团是儿童的群众性组织。它的主要任务除站岗放哨、监视坏人、为苏维埃政府送信外，再就是学习文化，学讲一些浅显的革命道理，在当地宣传发动群众，破除迷信。 周诗忠肯动脑筋，平时看到乡里人常到庙里敬菩萨，求发财，保平安，就感到不以为然。“穷人在这个世道里哪有什么平安呢？发财就更是谈不上！”他越想越觉得菩萨可恶，于是在他的发动下，几个小童子团员凑在一块，扛着锄头，拿着棍棒到庙里打菩萨。他们边走边唱：“菩萨是个假东西，稻草和黄泥，说它有神气，实是骗人的，为它烧香白花钱，一点作用也不起，揭开菩萨的底！”一群小娃娃冲进庙内，挖的挖，打的打，累得满头大汗，全身上下沾满灰尘。看到那些金碧辉煌、张牙舞爪的菩萨，顷刻现出了稻草和黄泥的本来面目，周诗忠和他的小伙伴们感到格外的解气，脸上露出了从所未有过的自豪感。 傍晚，周春山从乡政府回来，看见周诗忠浑身沾满灰尘，便问道：“诗忠，你的身上怎么弄得这么脏？”周诗忠干脆地回答说：“打了菩萨的！”周春山故作惊讶地说：“哎呀！这还了得，菩萨是神，你怎么动手打它？”周诗忠瞪着大眼睛，与三叔父辩道：“菩萨不是神，是稻草，是泥巴！”他还把在区上学熟的打菩萨的歌唱给周春山听，看到侄儿认真的样子，周春山会心地笑了。 这天夜晚，周春山又把童子团的性质任务、共产党为穷苦人、红军是革命的军队等道理深入浅出地向他讲了许多。听完叔父的话，周诗忠恳切地央求道：“三叔，我要当红军！”周春山说：“你没有枪长，怎么当红军？”周诗忠回答说：“红军里就没有小战士？未必我就不长？”周春山又说：“一条枪你扛得动不？”周诗忠不服气地回答：“三叔，去年我就挑柴卖，一条枪会比一担柴还重？” “嗯，有志气！不过这个事我可作不了主，要和你娘商量一下，看看她的态度。”周春山说道。 过了一会儿，周春山也许是动了心，他看了看侄儿，慢吞吞地说：“诗忠啊！真要是去当兵的话，我看你的名字应该改一下。” “那三叔看改个么名好呢？” “其实诗忠这个名也不是不好，不过，你既然决心参加红军，那就是革命的人了，我看就叫世忠吧！诗忠啊，我给你改这个名的意思就是要你这一辈子对革命、对共产党忠诚不贰。你知道吗？” “三叔，你的话我懂了，我今后一定按你说的做！”周诗忠坚定的说道。 从三叔家出门时已经是深夜了，周诗忠迈着轻快的脚步往家里走，刚到门口，才发现母亲已经将门打开等着他。 “娘，我不是说过叫你不要等我吗！”周诗忠嗔怪道。 “诗忠，你不回来，娘怎样睡得着！”李少青一边说，一边舀水给儿子洗脚。 “我自己来舀。”周诗忠连忙抢过母亲手中的脚盆。洗完脚，他坐到母亲的身边，想把当红军的事提出来，又怕母亲阻拦，欲言又止。 母亲看出儿子有心思，便问：“儿呀，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娘说？” “娘，我想去参加红军……”李少青愣住了，虽然说周诗忠成天在外搞儿童团工作，也总是不归家，可真要出去当兵，做母亲的心里还是割舍不下。毕竟儿子才满十二岁。在富足的家庭里，这么大的孩子，还在母亲的怀里撒娇哩！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部队毕竟不同于地方，再说打仗是要流血牺牲的。想到这些，李少青不禁泪流双颊。 “娘！”周诗忠用手轻轻地扳着母亲的肩膀。 “娘懂道理，只是你年纪太小，部队会收吗？” “只要娘同意，他们肯定能收我，前天，我在去王家田的路上，就看见队伍里有我这么大年龄的小伢……” 天刚破晓，李少青就起床在湾里东拼西凑了一点挂面和鸡蛋。她是想让儿子在临走前能吃上一顿鸡蛋挂面。鸡蛋挂面现在来看算不了什么，可在当时，它却饱含着母亲对儿子的关爱。长长的面条是吉利的象征，也是慈母对儿子的祝福。从此，周诗忠踏上了坎坷漫长的革命征途。 二 周世忠参军后，分到黄安县苏维埃政府当勤务员。一年后，编入黄安县独立营当战士。营长见他年龄小，就让他跟在自己身边当勤务兵。1930年7月间，独立营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与一支人数众多的反动民团遭遇。营长命令司号员吹号，向敌人发起冲锋。那时，司号员是军事指挥员的喉舌。因此，战斗一开始，敌人首先瞄准的就是司号员，所以司号员的伤亡率就特别的高。这次战斗中的司号员是个新手，枪声一响，有些慌乱，竟将平时已练熟的吹号技术忘得一干二净，无论怎么使劲也未能吹响。眼看敌人就要冲过来，营长在一旁焦急万分。千钧一发之际，站在一旁的周世忠一把夺过军号，学着司号员的样子，将军号凑在嘴边，使出全身的力气吹起来，没想到军号还真被吹响了。战士们在号声中向敌人冲去，最终将敌人打垮。战斗结束后，营长高兴的摸着他的头，夸奖道：“没想到咱们的小世忠还真有两下子，往后干脆就当我们的司号员吧！” 1932年3月上旬，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在皖西六安麻埠组成。周世忠被编入七十五师二二五团二营营部任司号员。不久，国民党又集结24个师另6个旅近30万的兵力，由蒋介石亲任“剿匪”总司令，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第四次“围剿”。红军指战员与敌人展开殊死的搏斗。6月中旬后，红二十五军七十四、七十五师在皖西的淠河以东全线抗击敌人。在保卫新店埠、霍山、霍邱的战斗中，面对数倍于我的强敌，红军将士英勇作战，子弹打完了用刺刀，刺刀拼弯了用牙咬。周世忠所在的二二五团多次与敌军激战，部队伤亡惨重。作为一名司号员，死神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威胁着这个年轻的生命。在这硝烟弥漫的战火中，周世忠以顽强的意志始终坚持在战斗的第一线，受到了战友们的好评。不久，他在同乡战友詹少联的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9月初，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第七十五师因敌众我寡，未能阻止住敌人的大举进攻，被迫相继撤出英山、麻埠、霍邱等地，于9月10日与红四方面军主力在金寨会师。方面军总部鉴于这两个师减员过大，决定撤销第七十四师及第七十五师二二五团建制，人员补充到兄弟部队。周世忠被编到第二二三团二营当司号员。10月上旬，红四方面军主力西移。8日晨，在红安以西河口地区与敌遭遇，将敌胡宗南部第一师两个团击溃。9日，敌人又从东、南、北三面紧逼过来，我军与敌胡宗南第二师展开激战，双方伤亡很大，在反冲击中，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负重伤牺牲。1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在红安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决定留第二十七师、第七十五师及各县独立团坚持鄂豫皖苏区的斗争，主力则转移到外线作战。随后，鄂豫皖中央分局和方面军主力越过平汉线，西行转战3000里，最后在四川北部地区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敌人除以10余万兵力追击红四方面军主力外，仍以近20万兵力继续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蒋介石还限令必须于12月15日以前彻底消灭留在鄂豫皖的红军，要用“血洗大别山”、“砍尽大别山的树，挖尽共产党的根”的手段来摧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苏区的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然而，英勇的红军和苏区人民并没被敌人的兽行所吓倒，而是顽强地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斗争。 周世忠所在的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二二三团在完成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的任务后，与军部特务营一起留在黄安以南地区活动。11月24日，红军留在鄂豫皖的五个主力团在黄安县七里坪地区会合。30日，经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在黄安县北檀树岗的河滩上，重新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全军约7000人。红二十五军重建后，经过两个多月的分兵活动，初步巩固了鄂东北中心区，基本打开了皖西北地区的斗争局面。1933年4月8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将年初成立的红二十八军编为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同时重新组建成了第七十五师二二五团，周世忠又重新回到了二二五团，在第二营当司号员。 红二十五军自1933年3月集中兵力作战以来，连续取得了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的重大胜利，打破了敌人大规模划区“清剿”计划，箝制了敌人大量兵力，策应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初步好转，反“清剿”斗争出现新的转机。但是，鄂豫皖省委在形势日趋好转的情况下，却滋长了急躁冒进的思想，无视敌强我弱的根本事实，贸然决定围攻七里坪，使红二十五军力量损失一半。七里坪撤围后，面对敌人即将开始的第五次“围剿”，省委却采取了内线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导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初期斗争——“中心区保卫战”的接连受挫，使红二十五军6000余人又损失一半。鄂豫皖省委被迫决定红二十五军暂时撤到皖西北革命根据地休整。 9月25日，周世忠所在二营行进到河南省固始县境内杨家楼，被反动民团的土围子挡住去路，这个土围子里有反动地主武装300余人，各种枪炮200多支。听当地老百姓讲，这股民团不但配合国民党军对苏区进行“清乡”，还经常跑到附近的村庄里抢东西。因此，二营决定拿掉这个反动围寨。下午6时，战斗打响了，敌人的枪弹象雨点般向二营射来，特别是东北角的大炮楼对二营的威胁很大。营长立即组织突击小组，准备烧掉敌人的炮楼。第一组两个同志身带手榴弹和油火把在火力掩护下向敌人冲去，跑了100多米就被敌人打倒。第二组冲到离炮楼只有50多米处也被敌人撂倒。营长见直冲不能奏效，便命令第三组2个人分两路交错前进来接近炮楼。敌人也随即调整兵力把他们压在一个洼坑里动弹不得，不久便一死一重伤。营长急了，交待一声便准备亲自上去烧炮楼。 “营长，你是一营之长，万一有个闪失，二营么办？让我来试试吧！”周世忠一把拉住营长说。 “你个小毛孩子，不要瞎胡闹，快到一边去，替我把号吹好就行。”营长说完后又准备往上冲。 “营长，你就让我试试吧！刚才我己经仔细观察了地形，我的个子小，如果从东侧来个迂回，利用那几座坟丘做掩护，估计是可以接近炮楼的。”周世忠说道。 “好小子，鬼点子还真不少，不过千万要小心啊！呶，把这个带上。”营长说着从腰间抽出驳壳枪交给周世忠。 周世忠提着驳壳枪，带上两颗手榴弹和一瓶煤油，按照预定的方案隐蔽地接近敌人。营长他们在东北侧用火力吸引敌人注意力。周世忠一直爬到离敌人炮楼只有50米的地方，然后从土坎下面一跃而起飞速前进。这时，炮楼中的敌人发现了他，急忙调转火力向他压过来。就当周世忠接近炮楼时，一颗子弹射中他的腿部。他忍着疼痛翻下土坎隐蔽，撕下一块衣巾，将伤口使劲勒住，再次翻身而上，一连几个翻滚，迅速滚到炮楼下。周世忠一边抽出驳壳枪朝门洞里射击。一边往旁边的竹篱笆墙和木门上泼煤油、并顺手点着了煤油。火借风势很快烧起来，不一会，炮楼上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敌人被烧得鬼哭狼嚎，二营趁势发起冲锋，一举夺下围寨。这次战斗，周世忠立了头功。 9月27日，红二十五军在黄土岗至四道河间强行通过公路时被敌分割成两半，省委和二十五军军部带领七十五师大部以及七十四师一部被隔在鄂东北地区，为了筹集粮食，省委和军部不得不决定以团为单位，开展游击活动。 周世忠所在的第二二五团刚撤到紫云寨以北地区，就遭到敌人的围攻，部队伤亡惨重，减员过半。他们几经冲杀，才于10月底冲出敌人的包围，转至龙王山上的密林中。 战士们已经是一天一夜没有沾米了，纷纷地靠在树旁休息。由于随二二五团行动的第七十五师师长周希远突然提出要召开连以上干部会，商量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二营政委李世煌便让周世忠等几个战士到团部去执行警戒任务。 密林深处，周世忠背着小马枪在会场四周来回地巡视、警戒着。突然，萧瑟的秋风中，断断续续地传来周希远的讲话声：“这样下去，大家都会被打死、饿死。我已经与山下国民党夏斗寅的十三师讲好，他们准备了170桌酒饭让大家去吃......” “难道周希远准备向敌人投降？要真是这样怎么办......”周世忠心里“咯噔”一下，不由自主地抱紧自己的小马枪。 就在他紧张思索的当口，二营政委李世煌从会场中走出来，周世忠赶紧迎上去，问道：“政委，到底怎么了？”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快跟我走。”李世煌神态严肃地说。 回营部的途中，周世忠从李世煌的口中得知道周希远的确要叛变革命，现在他正将连以上干部软禁在会场里，李世煌是假借回来与战士们打招呼的理由才脱身出来的。 “政委，我们决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周世忠坚定地说道。 “世忠，你说得对！我安顿好二营后，你依然和我回会场，瞅空子干掉这个叛徒。记着，如果事情成功，你立即下山找高敬亭政委，向他报告这里的情况。”回到营部，李世煌向各连作了布置，让主力五连断后，掩护全营撤退，他本人则带着周世忠和交通班的战士返回会场。周希远见李世煌来了，便打着官腔责问为什么来晚了，李世煌一边慢慢地靠近他，一边虚与委蛇地说：“敌人打枪，部队害怕呢！”当他接近周希远后，猛地将其拦腰抱住。周世忠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将早己准备好的刺刀对准叛徒的腹部连剌两刀。李世煌腾出手后又朝周希远接连开了两枪，这个可耻的叛徒得到了应有的下场。除掉叛徒后，周世忠迅速跑下山，连夜找到第七十五师政委高敬亭，向他报告事情的经过。高敬亭立刻带领部队上龙王山看现场、收拢部队。在这次事件中，由于周世忠和李世煌立场坚定，关键时刻除掉了叛徒，使部队免受一次重大损失。不久，他被提拔为司号班长。 七里坪战役和鄂东北、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的接连失败，红军和根据地遭受到严重损失，迫使鄂豫皖省委不得不重新考虑斗争方针问题。10月16日，省委在红安紫云寨召开会议，全面调整斗争方针，总结经验教训，作出了指导今后斗争的政治决议。按照新的斗争方针，周世忠所在的二二五团在老君山、天台山地区与第二一七团、二二四团会合后，由吴焕先军长亲自带领，就地开展游击战。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周世忠始终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军号、盒子枪、大刀都拴着红绸子，走起路来英姿勃发，冲锋时像一团火焰，战友们都亲切地称他为“红旋风”。 1934年2月，周世忠在樟伯岭战斗中再次负伤，伤未痊愈就归了队，调到二二三团二营当班长。11月，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冲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与敌人进行多次的战斗后，从葛藤山地区来到光山县花山寨找到中央派来的程子华。程子华向省委传达了中共中央7月26日《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以及7月29日《致鄂豫皖党委训令》等文件。11日，省委在花山寨举行了第十四次常委会，根据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实际情况和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精神，讨论并决定率红二十五军向平汉铁路以西实行战略转移，并留部分武装重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界地区的武装斗争。16日，在省委的率领下，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进。从此，周世忠便和全军2900余人一道告别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踏上了漫漫长征路。此后近一年的时间里，红二十五军突破敌人一道道封锁，打破敌人一次次“围剿”。经历无数次艰难险阻，到达陕南，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威逼西安，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己到川西的消息。15日，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从上海经西安来到红二十五军驻地，带来中共中央数月前发出的几份文件，并带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向北行动的消息。当晚，省委及红二十五军领导在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做出了配合主力红军行动，西征北上的决定。次日，红二十五军从沣峪口出发，经连续一个月行军作战，于8月17日连夜翻越六盘山。18日，在瓦亭附近击退前来堵截的敌人三十五师一0五旅一部。20日，又从平凉县东四十里铺处南渡泾河，沿西（安）兰（州）公路进至白水镇，并于傍晚时分冒着大雨进驻马莲铺以东，抢占打虎沟高地，击垮敌尾追而来的三个营，歼敌一个多营。这时，因连日暴雨，部队要北渡泾河，已经很困难了；而在公路南面，又被一道数十里宽的高塬所阻，回旋余地很小。军首长决定部队暂时离开公路，南渡泾河支流——汭河，佯攻灵台，给敌造成红军将转回陕西的假象，实则计划西去威逼崇信县城，继续切断西兰公路，以探听中央红军的消息。 21日，红二十五军离开白水镇东进，在泾川县城以西的王村翻越王母宫塬，徒涉汭河。当部队刚过一半时，山洪暴发，河水突涨，军部机关、军直属队和在塬上担任后卫任务的第二二三团都被阻在汭河北岸。正在这个时候，敌第三十五师一0四旅二0八团1000余人，在1连骑兵的配合下，由泾川县城沿着王母宫塬突然袭来。正在四坡村担任警戒任务的二二三团二营首先受到攻击。二营指战员凭借房屋、窑洞、土堆、沟坎与敌人展开激战，周世忠跟着营长郎献民奔跑于各连阵地之间，他们一边战斗，一边鼓励大家一定要顶住敌人的进攻.。战斗中，军政委吴焕先亲自带领100多人，从河边迂回直插到敌人尾部。敌人遭到背后的突然打击，顿时乱作一团。郎营长命令周世忠吹冲锋号，二营的战士们纷纷跳出掩体向敌人冲去。肉搏中，突然传来军政委吴焕先不幸身负重伤的消息。这一噩耗更加激起周世忠与广大指战员对敌人的无比仇恨。他们将悲愤凝聚在大刀上，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拚杀。突然，周世忠发现一名骑着白马的军官正在不远的山坡上指挥战斗，便迅速拔出驳壳枪向他射击。由于距离远，周世忠第一枪只击倒敌军官所骑白马，敌军官随马应声倒地。顽固的敌酋虽然被马压住身子，却仍然抽枪连连向我红军战士开枪。周世忠又迅速果断地向他连开两枪，终于将其击毙。敌指挥官一死，马上乱了阵脚，很快被红军压到一条烂泥沟里，将其全部歼灭。战斗结束后，团长张绍东从敌军官的口袋里找到一枚铜质图章，才知道被周世忠打死的是敌二0八团团长马开基。在这场重要的战斗中，周世忠打死敌团长，为击溃敌二0八团起到重要作用。为此，他受到军首长徐海东的表扬。 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师。中共西北工委与鄂豫陕省委开会决定，成立中共陕甘晋委员会，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下辖第七十五、七十八、八十一师。周世忠被编入第七十五师二二三团当司号长，并于10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当上司号长后，周世忠十分注重对号兵素质的培养，他经常对下面的战士说，号兵是指挥员的喉舌，一个好的号兵是部队的“精气神”。战斗中只要号声一响，战士们就会浑身亢奋，从而去争取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经过认真而又严格的训练，一支军纪严明，素质过硬的号兵队在二二三团迅速成长起来。当地老百姓看到部队整齐的队列和精神抖擞的号兵，发自内心地编出一段信天游：“一杆杆红旗空中飘，红二十五军上来了；长枪，短枪、马拐子枪，一对对喇叭一对号；头号盒子红绳绳，军号吹得嘀嘀哒……” 11月3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决定，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21至26日，周世忠随部队参加了由毛主席亲自指挥的直罗镇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1936年4月，红十五军团在孝义大麦郊地区进行整编，周世忠任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二一八团一连指导员。他带的连队政治素质好，军事过硬，战斗力强，在以后的西征作战、山城堡等战役中，圆满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多次受到上级首长的表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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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0-01 20:51
三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十五军团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周世忠任该旅六八七团连指导员。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大战。此后，他先后担任营组织干事、副营长、营长，参加了晋察冀边区反击日军进攻、正太铁路破击战、反击日军对晋东南九路围攻、町店伏击战等战役和战斗。 1939年11月，周世忠因战功卓著，被上级调往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九团任副团长。 1940年初，三四四旅经过整顿后，离开太行山南下支援新四军作战。周世忠奉命带一个营负责掩护全旅前进。一路上，他精心组织，及时把阻碍部队前进的敌碉堡打掉，遇有小股敌伪就将其击溃。部队过平汉铁路遭受到日军的炮击，驮东西的骡马被炮声惊散了，当行进到安全地带时，旅部派通讯员告诉周世忠，说驮电台的骡子不知去向。这时，敌人己从据点倾巢出动，前来追击。周世忠焦急万分，如果电台被敌人截获，不仅部队与延安失去联系，更重要的是我军所使用的电台频率及密码都会被敌人破获。情况十分危急，周世忠当机立断，让通讯员报告旅首长马上带领部队转移，自己则带着部分战士冒着生命的危险，按原路返回寻找丢失的骡子。最后，终于在铁路附近找到了丢失的骡子，并将其顺利地带回部队。由于周世忠勇敢灵活地采取行动，使部队迅速转移，脱离了与敌人的接触，从而避免了一场为争夺电台而与敌人发生的血战。 5月，周世忠接到上级命令，让他带一个加强营去鲁西南打击以石友三为首的顽军部队。临行前，旅长刘震对周世忠说：“现在部队中有很多人认为石友三人多势众，不好打，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呢？” 周世忠胸有成竹地回答：“接受任务后，我想了很多。我认为石友三虽说拥有3万兵力，但却是乌合之众。对付这种匪部的最好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擒贼先擒王’，首先从石友三的指挥部开刀！”刘震满意地点了点头，表示赞成。 周世忠率部经过两天三夜的穿插来到离敌指挥部四、五华里的地方，先消灭了敌警卫团的一个营，尔后猛攻其指挥部。石友三被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晕头转向，仓惶地率部逃跑。周世忠乘胜发起追击，将石友三匪部赶出百里之外，并沿途铲除了两个伪县政府，消灭杂牌军近千人。 当年秋天，为了进一步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周世忠又奉命带一个营去怀远活动。当时怀远的红枪会有六、七千人，但这帮人不仅不抗日，还多次向抗日民主政府进行挑衅，甚至发展到捕杀和活埋抗日干部的严重事件。周世忠到怀远后，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派人给当地最大的红枪会头子王海波送信，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没想到王海波不但扣留送信人员，还率部前来攻打我军。周世忠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迅速组织部队进行坚决反击，经过激战，击毙击伤红枪会匪徒200多人，匪首王海波亦被当场击毙。这次战斗的胜利对当地红枪会组织的震动很大，各红枪会的头目纷纷前来缴枪，有的表示愿意接受八路军、新四军的指导，从而扭转了该地区的抗日局面。 嗣后，周世忠又带这个营去半古店地区打游击。刚到那里，他便指挥部队打了个大胜仗，击溃顽军300多人，俘虏100余人，缴枪100多支。接二连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然而在残酷斗争环境中，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就在半古店地区打游击期间，一次惨痛的教训让周世忠感到铭心刻骨的痛苦。一天，部队接到情报，日军有一个骑兵连到半古店抢粮，周世忠和营里的几位领导商量后，经请示决定打一次伏击战，谁知这个情况不准确，交火后，周世忠感到日军兵力绝对不止一个连，而且随着战况的发展，日军越打越多。周世忠立即命令教导员带一个排和勤杂人员撤退，自己带领部分人员断后，然而，日军却凭借优势兵力冲上我方阵地。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周世忠带领掩护部队与日军展开白刃战，硬是坚持到教导员带领大部份人员安全撤退。这次战斗虽然毙、伤敌500多人，但我方亦伤亡惨重，部队基本打散，周世忠是被团长派来的收容队救回的。事后，周世忠得知，他们的对手不是一个连，而是一个骑兵师和一个步兵师。这次战斗的失利让他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很多同志都认为这次战斗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但他仍主动向上级提出要求，对自己进行记过处分，撤销自己副团长的职务。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他多次提起这个战例对个人的深刻教训，剖析自己，教育部属，表现了一个红军战士坦诚直率的性格和严于律己的精神。 1941年初，周世忠进入新四军第四师抗日军政大学四分校学习，任分校区队长。他自幼做童工、放牛娃，12岁当红军，从未踏过学堂门，但他在战斗间隙中、在工作实践中刻苦求取知识，终于也能识得几百个字。这是他第一次进入学校进行系统的学习。因此，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通过学习，他不但文化水平有了提高，而且政治理论水平也得到相应提高，为他以后工作中正确掌握政策和顺利完成党交给的工作任务奠定了基础。 1942年元旦，新四军四师抗大四分校组织篮球比赛。四师师长彭雪枫和十一旅旅长滕海清前去观看，篮球场上虎气生生的周世忠引起滕海清的注意。经彭雪枫介绍，滕海清将周世忠要到十一旅，任该旅三十二团副团长。周世忠到任后，奉命前往泗县、王河、灵壁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 1943年10月，周世忠参加华东局党校学习和整风。尔后，他又先后担任十一旅兼第二军分区副参谋长、参谋长，淮北军区三分区参谋长等职，参加了卫东战役、淮北军民反“扫荡”作战、淮北军区部队春夏季攻势、宿南战役等，并指挥了打韩德勤独立旅，打尤集、邱集、时村等战斗。每次战斗前他都冒着生命危险到第一线了解敌情，有时还化装成老百姓到敌占区进行侦察，掌握第一手材料。由于战前准备工作做得好，因而他指挥的战斗都取得不俗的战绩，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 四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世忠任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七十三团团长。1946年春在攻打萧县的战斗中，纵队司令员张震命令周世忠必须于第二天上午10点把县城打下来。任务十分紧迫，为了掌握准确的敌情，周世忠三次化装到城边侦察。并连夜带领特务连20多个战士智取了城边一个最高的炮楼，控制住制高点。次日凌晨，周世忠亲自吹起冲锋号，指挥部队发起猛攻，终于在上午8点多钟夺取了萧县县城，毙、伤、俘敌900多人。 萧县战斗后不久，周世忠受命攻打一个叫槐巷子的水圩子。为了战斗顺利实施，他不顾天寒地冻，在发起攻击的头天夜晚，脱光衣服下到冰凉的水里去侦察敌情。由于准备工作细致，又率部一举歼敌300多人，取得了战斗的全胜。 7月，两淮保卫战开始了。周世忠率领七十三团与兄弟部队一起阻击号称国民党王牌师的第七十四师，在灵璧以北歼敌300余人。涟水阻击战中，为了解救本团被敌人包围的一个营，周世忠率部与敌展开巷战。战斗中，周世忠右脚重伤，但他仍强忍伤痛，坚持指挥战斗。由于他身先士卒，指挥坚决，被包围的那个营终于冲出了重围，从而使部队避免了大的损失。 负伤后，周世忠入野战医院养伤，没等伤愈便归了队。由于原部队己任命新的主官，他被改任教导团政委。此后，他先后担任华东二纵四师参谋长、副师长等职，率部参加了莱阳战役及淮海大战。淮海战役结束后，周世忠任第二十一军六十二师政治委员。为了做好渡江的准备工作，他精心研究，在部队中动员苦大仇深的战士进行声讨蒋家王朝罪恶的活动，在基层的党员干部中加强党建工作力度。全师干部战士都积极行动起来，上下斗志昂扬，士气倍增，为渡江战斗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渡江战役后，周世忠率部和兄弟部队一起解放了浙江名城杭州。战前，国民党当局企图在撤退前炸掉钱塘江大桥。为了保住这座大桥，杭州地下党组织买通国民党炸桥人员，一是在桥墩上少放炸药，再就是通知解放军要尽快赶在敌人炸桥前，派部队抢占钱塘江大桥。周世忠接受抢占大桥的任务后，和师长一起，率部星夜兼程，在指定的时间内赶到桥边，为保住钱塘江大桥作出了贡献。占领大桥后，师部驻扎在六合塔，很多的浙江大学学生跑来要求参军。但当时部队中却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意见，认为这些学生的成分复杂，不宜让他们入伍，周世忠却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在经过基本的甄别后，将很多的人才留在了部队中。这些知识分子在以后的部队建设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一点，与当时周世忠敢于大胆接纳人才的举动是分不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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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0-01 20:55
五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世忠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军参谋长，参加了渡海作战、解放舟山群岛的指挥工作。其后被组织上送到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他克服了文化基础薄弱的困难，专心致志、刻苦钻研，终于脱颖而出，获得全优的学习成绩，被刘伯承元帅亲自批准留校担任军事学院高级兵团战术教授会副主任、主任等职。为总结、研究我党我军军事斗争经验和理论以及为培养我军高级指挥人才付出了大量心血。 南京工作期间，周世忠找到了阔别多年的母亲。周世忠参军后，家里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李少青只好前往汉口的洋人烟厂寻找丈夫周茂银。而周茂银带次子周诗海在汉口洋人烟厂打工生活也十分艰难。非人的童工生活让幼小的周诗海严重营养不良，后不幸染上瘟疫而身亡。周茂银也因患上肺病被洋人烟厂除名，只身返回老家周家院子。回家不到半年，又因病重得不到医治，凄惨地离开了人世。李少青自出走以后杳无音讯。所有的这些情况，周世忠是在与大伯周茂金的通信中才知道的。他思念家乡，急于打探母亲的下落。 1953年6月，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兵团战术教授会主任，高等军事学院合同战术教授会主任的周世忠，经刘伯承院长的批准，回乡探亲。 吉普车在通往家乡的简易公路上行驶着，周世忠的心情就象颠簸在公路上的汽车一样不能平静。整整20年的浴血奋战啊！当年的放牛娃如今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高级将领。在这20年中，他失去了父亲和兄弟，还有下落不明的母亲。晚上，昏暗的梓油灯下，乡亲们都涌到了周茂金家来看望这位离家多年的将军。望着满屋的乡亲，周世忠动情地说：十分感谢各位父老乡亲对我的关心，我在外从军多年，家里的事多亏你们照应，现在我父亲和兄弟都已不在人世了，唯一可能活着的就是我母亲。根据我大伯和少山兄弟的推测，我娘如果健在的话，很有可能就在武汉市内。这次，我回南京时，准备请《武汉晚报》登一则寻母启事，同时也拜托你们在乡下继续打听，我相信我娘一定还活在世上。 周世忠走后，周少山等人也在家乡积极寻访李少青的下落。经多方查找，终于从二程区新寨大李家村一个名叫韩精灵的生意人那里获知，韩在两年前曾见过李少青，说老人住在江边的茅棚里，生活十分艰苦。 李少青的确就在武昌。当年她随同乡人一起来到汉口，不仅寻人未果连盘缠也被人偷走了。兵荒马乱的岁月，她有家不能归，只好流落在武昌一带给人帮佣维生。后从同乡的口中得知丈夫和儿子的死讯，她大病一场，从此断绝了回乡的念头。 周茂金几经周折，于1954年夏天在武昌大岸咀附近找到了李少青，并将她接回周家院子。得知母亲健在的消息，周世忠忙让夫人张英赶回红安，将母亲接到了南京。 “娘”李少青刚被张英扶下火车，就发现一个高大魁梧的军人扑了过来。她一愣神后，马上认出扑过来的军人正是她朝思暮想的儿子。母亲用双臂把儿子紧紧地抱住，泪水湿透了衣襟。当晚，母子俩整整谈了一个通宵，说不尽的酸甜苦辣，道不完的悲欢离合，儿媳张英陪在一旁也流了一夜的眼泪。 母亲来后，但周世忠不论工作多忙，每天都亲自过问老人的衣食起居。一有空闲，便同老人坐在一起拉家常，忆往事。尽管儿子、媳妇十分尽孝，可老人却不适应荷枪实弹，严肃紧张的军营气氛。住了大半年，便吵着要回老家。周世忠见母亲实在留不住，只好给二程区政府寄去500元钱，请他们在周家院子盖两间瓦房。安排妥当后，才将母亲送回老家，并且每月准时给老人寄去生活费。此后，无论周世忠走到哪里，即使自己不能回红安，总忘不了吩咐妻子、儿女到红安看望老人。母亲病逝后，周世忠托人安顿老人后事，并表示自己身后要将骨灰安葬在母亲的墓旁。乡下人都称赞他是个孝子。他寻母尽孝的事迹至今仍在当地传为佳话。 1956年6月，周世忠调任福州军区参谋长，后任副司令员的职务，分管作战。福州军区是面对台湾海峡的前线，军事斗争任务繁重、复杂。新中国成立后，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不断派遣海、空军及小股武装匪特对大陆东南沿海地区进行袭扰和破坏活动。1958年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军疯狂叫嚣“加紧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采取炮击、军事演习、增加军事袭扰活动等手段，制造紧张局势。据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了加强东南沿海军事斗争的决策，周世忠在军区党委和司令员、政委委员的领导下，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殚精竭虑，尽职尽责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完成战备和作战任务上，他还栉风沐雨深入部队和前沿阵地，走遍了福建沿海的大小岛屿。周世忠在福州军区的十年间，直接参加了建国后，我军历时最长的一段重要的军事斗争。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世忠还担任福州军区“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中共福建省委核心领导小组成员”。他积极协助当时担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兼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韩先楚，为加强部队的战备、作战和稳定工作，同时为做好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保持福建省革命、生产及对敌斗争的形势做了大量细致、深入、艰苦的工作。 1969年6月9日，周世忠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主任。到职当天，周世忠按照惯例听取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听过一轮汇报后，他操着浓浓的红安口音说：“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我这三把火要到通信兵部队基层去烧，各部门不必派多的人同行......” 不几天，周世忠一行奔赴某通信总站所属部队的基层单位了解情况，视察工作。他们进山沟、登崖岭、钻山洞，出入在通信团队的台站和基地。 一天，周世忠来到地处山区的某通信团视察工作，在一所破旧的大庙门前，他向前来迎接的团长问道：“你们的团部在哪里呀？” “报告主任，就在这所大庙里！”团长答道。 说话间，周世忠一行步入了设备简陋的团部办公室。在团长、政委汇报完工作后。主管这个通信团所在的通信总站政委孙毅文将议建团部办公点的方案向周世忠提了出来。 原来这个通信团组建后，根据任务的需要，将团部定点在山区这座小县城中。因为没有现成的营房，战士们住在老百姓家，团部办公就在这所临街的破庙里。在那个年代，国家不富裕，军费有限，尽管他们多次把修建团部的方案和经费预算向上级提出过，预算也都是经过精打细算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没有批下来。 周世忠接过报告仔细地看了一遍，得知该县城一家医院内有几排陈旧的平房，愿意以8万元的价格将房屋和地产卖给部队。再加上这个团有两辆大卡车、一辆吉普车，需要花2万元修一个简易车库。 周世忠抬头看了看团长和政委，从他们那沉默的脸上读出了内心的企盼。随即放下手中的报告坚定而明确地说：“你们在这里修建一个团部是必要的，通信兵经费也很紧张，你们的困难不能一下子解决，先给你们20万，以后再说。” 跟随周世忠视察工作的一位副参谋长顿时伸出手拽他的衣角，意思是说人家要10万元，你怎么给20万元呢？周世忠回头对这位好心的副参谋长小声说：“我心里有数，建设一个团部20万元不够。你想想，把房屋买过来，他们还要整理整理吧，还要摆几张办公桌椅吧......”他又面对在场的部队领导人重复说：“先给你们20万，其他的日后再说。”在场的人都被他的一席话深深地感动了：周主任脑子里装着部队，想着基层，部队有多大的困难，怎样解决，他心中比我们还有数啊！ 在通信兵部队中，不少执勤的台站长期驻守在深山老林和边陲海防，环境艰苦，气候恶劣，供给条件较差，甚至有的驻地还受到猛兽袭击和地方病的威胁。由于历史的原因，条件的限制，导致许多单位积累了很多的疑难问题，严重影响了部队建设，也不利于官兵身心健康。对于这类的问题，周世忠知道后都想方设法给予解决。 有一年，为了邀请总后勤部财务、被服、供应等部门主管人员和专家到通信总站台站基地的山洞去实地考察，业务部门的干部跟着周世忠上下联系、左右通气，只为办理这些人进入禁区手续，就多次到总参汇报，去工程兵交涉。后勤专家到工地、进机房，爬山越岭进山洞，实地巡察通信台站官兵们生活的环境，亲眼看到广大通信战士就是长年奋战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一位从通信台站工地回来的专家深情地说，我真不知道通信兵在夏天还有穿棉衣的工作间呢！实践证明，请专家进禁区，是有远见的举措。这对于领导机关制定政策和具体标准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几年间，周世忠不仅跑遍了直属部队、院校、工厂、施工现场、农业生产基地、还多次率部机关业务干部赴海军、空军、各大军区及全国新闻、广播系统，调查通信状况，检查战备通信工作。他每到一地，不只是听汇报，而是听与看相结合，有时甚至是先看后听。在实际工作中，哪些问题由同级党委决定，哪些问题要与同级首长商议，哪些问题是自己职权范围内能办的，哪些问题是要向总部和军委甚至国务院反映的，他都分得一清二楚，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既不擅权也不当官僚主义。他还深入到连队、坑道，细致入微地关心爱护战士，解决具体困难。比如机关、直属队的食堂，很长时间内在星期日只吃两餐，影响了战士的健康和体力，虽然提过很多意见，但一直未得到改变。周世忠了解到战士们的要求后，立即决定所有的食堂在节假日全部吃三餐，保证干部、战士的健康和战斗力。再如他亲自过问在坑道中工作女战士的卫生用品、工作保护，解决她们的困难，保护了广大女兵的健康。正是由于周世忠这种高尚的情操和务实的精神，赢得了通信兵部全体官兵一致的爱戴。 1974年3月18日，在多数军委领导人参加的一次会议上，王洪文、张春桥突然发难，恶毒否定通信兵的工作，企图逼迫周世忠屈服进而达到“放火烧荒”，攻击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击直接领导全军和全国通信、邮电工作的周恩来总理。王洪文、张春桥几次大发淫威，叫嚣“周世忠反动透顶”、“要狠斗狠批”、“要监护（关押）起来”周世忠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原则立场和浩然正气，几次挺身而出，同当时权倾一时的王洪文、张春桥进行了面对面的不屈抗争。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历史条件下，是极为可贵的。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亲眼目睹了事件的全过程，事后他感慨地说：“周世忠是个硬骨头，真是个铁汉子呀！” 此后，周世忠受到“四人帮”的打击迫害，被停职和批斗。1974年9月下旬，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圈定，周世忠参加了当年的国庆招待会，恢复了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工作被逐渐恢复。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当 1975年元旦，国务院文化部组织文艺团体到军委通信兵礼堂慰问机关和直属队官兵时，大家听说周世忠陪同慰问团到营区后，自发的夹道欢迎。演出开始前，主持人介绍周世忠时，全场响起了热烈持久的掌声，长达几分钟。周世忠被深深地感动了。他站起来挥手致意，请大家停止鼓掌。但却引发了又一次掌声的高潮。广大官兵的掌声象暴风雨般经久不息。周世忠再次起立，请大家停止鼓掌，但掌声又一次高涨。就这样，周世忠三次站起来挥手致意，三次掀起了掌声的热潮。在军委通信兵机关的礼堂中，像这样自发的热诚激越和长时间的掌声是不多见的，被广大官兵传为美谈。这掌声是广大官兵对周世忠人品、风骨的拥戴，工作成绩的肯定。也是广大官兵对周世忠能在“四人帮”猖獗一时的恶劣政治条件下，敢于抗争的精神给予发自内心的支持。同时，也是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一次正义而响亮的回击。 周世忠离任后，某通信总站基地的黑板报上还写下这样一首小诗：“走在山沟小桥上，想起了你；坐在平坦的球场上看电影，想起了你；在团部大门口合影留念时，想起了你；行进在复员返乡的路上，自豪地唱一支小曲，我要赞颂周世忠将军！” 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兵种——通信兵，肩负着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光荣职责，承担着“千里眼”、“顺风耳”的繁重任务。战争年代中，我军主要靠无线电通信保障联络，建国后有线通信虽有发展，但通信手段比较单薄，通信容量小，保密性差，抗毁能力低。 1969年初，长江、黄河流域和新疆地区发生冰凌灾害，致使中南、华南等大部分地区有线电通信中断。党、政、军通信联络严重受阻。为尽快改变通信落后面貌，国务院迅速作出关于立即建设地下电缆通信网的重大决策。周世忠到任后，以极大的热忱和高度的责任感，根据周总理的部署和要求，具体组织制定了建设规划。他知道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建设规模、周期和技术复杂程度，在我军通信工程建设史上是没有前例的，是长途有线通信的大转折，具有质的飞跃。然而在当时“文化大革命”内乱的破坏下，我国生产的电缆品种少、质量差，大通路载波设备尚不能生产，甚至连技术资料都没有。面对重重困难，他不气馁、不信邪，敢想敢干，始终坚持科学的态度，坚持科研和生产、使用和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在抓电子工业全面发展的同时，指派专人组成技术小组集中对300路载波设备进行攻关。他还亲自到施工现场指挥，鼓励参试人员大胆试验，树立必胜信心。在取得重要试验数据、证明技术体制可行后，他又精心组织了长距离电缆线路开通试用。经过7次线路试验，4次重大改进，终于使载波设备定型并小批量生产。在小同轴电缆建设问题上，他更是表现了巨大的勇气和胆识，他力排众议，相信和依靠群众，坚决按战时体制建设小同轴电缆。为保证电缆施工质量，他适时组织安排了电缆线路整治。为解决已开通的设备容量小，汇集点电路积压难以疏通的“卡脖子”问题，他与电子工业部门领导同志商议，并亲自到工厂安排和动员，确定在300路载波设备基础上，进一步研制960路载波设备，使小同轴电缆设备形成系列化产品。这不仅有效地规范了全军的电缆工程建设，而且对国内整个小同轴电缆工程建设起到了指导作用。在周世忠的努力下，我军地下电缆通信网发展迅速起来，几年间就建成了一个纵横交贯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地下电缆通信网。同时，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周世忠充分依靠广大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经过艰苦的努力，首次组建了军用卫星通信地球站，实现了全军师以下部队通信设备半导体小型化。这些充分利用先进科学技术的基础建设对确保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顺畅指挥，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改变我军通信落后面貌，实现通信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军委通信兵部还在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兼管国家邮电部、广播电视部、四机部。不仅工作量大、头绪多，而且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斗争十分复杂。但周世忠始终把一个共产党人的原则立场放在第一位，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千方百计做好工作。 1975年9月，周世忠在邓小平同志的保护下，调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周世忠坚决拥护党中央做出的一系拨乱反正的重大决策，并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落实。1979年初，他根据中央军委战略意图，组织勘察预定战场，周密制定输送方案，迅速动员组织中原地区部队南下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参战部队归建后，他又深入各部队指导总结作战经验。并亲自撰写作战经验总结。 1982年10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周世忠走上了武汉军区司令员的领导岗位。武汉军区是1955年5月成立的，周世忠是这个军区的第六任也是最后一位司令员。在司令员的岗位上，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建设的一系列决策和指示，努力把全区部队建设成让党中央、中央军委放心的战略铁拳。 他为武汉军区部队的全面建设日夜操劳，呕心沥血。他关心干部、深入基层、爱护部队是有口皆碑的。他在武汉军区任职期间几乎跑遍了每一个团、每一个营以及数不清的连队和遍布中原地区的大大小小的哨卡、场站以及分散执勤的小分队。哪里最困难，哪里最艰苦，哪里就有他现场解决问题的身影。神农架的密林深处，大别山中的通信小组，黄河桥头的守卫分队，都留下他的足迹。他每到一个连队、哨点都必定要把战士宿舍、食堂、伙房、菜地、猪舍查看一遍。米柜、腌菜缸、油桶、盐罐他必摸必看，并亲自吃上一顿战士食堂的饭菜。一次，周世忠发现某部所有连队伙房的大案板都没有盖子，他立即向这个部队的领导同志讲，夜间耗子会爬到案板上，偷吃粘在案板的面粉。这样一来就会把大量的细菌散布到案板上。第二天再用，便会传染疾病。并限令这个部队即刻改进。他经常语重心长地对各级干部说：“人民把他们的子弟交给我们，战士正在长身体、长知识的时候，我们要对人民负责，让这些战士在部队健康成长。”因此，每当他查看一个连队之后，所有的干部战士都会用惊奇、钦佩和依依不舍的神情注视着这位既象普通一兵，又象一位和蔼可亲长者的司令员。 一天夜间，军区突然接到上级命令，限期紧急组织几支侦察部队赶赴南疆，与仍疯狂地侦察、渗透、入侵破坏的敌人作斗争。军区机关提出用两天时间召集各部队指挥员部署和研究任务。此时此刻，身经百战的周世忠深知时间对于作战部队的可贵，当即决定机关只许占用两小时，不许多占一分一秒。接着，他命令机关立即通知有关部队指挥员，必须于翌日清晨七时前赶至郑州机场，上午九时准时飞武汉参加军区作战会议。当命令传达到部队时，有几个部队的指挥员还远在山西境内的太行、吕梁山区带领部队执行演习任务，路途遥远交通和通讯十分不便。当他确知命令己经传达到开会的各级指挥员时，作战室墙上的时钟已指向凌晨两点。在作战室小憩几个小时后，时间刚过六点他便又打电话追问各级指挥员到达郑州机场的情况。作战会议按时在两个小时内开完了，整整为部队挤出了一天半的时间。广大指战员都被他坚决、果断、严谨的指挥以及为部队着想、为作战胜利负责的精神而折服。 1985年，中央军委决定裁军百万，其中包括撤消武汉军区，其驻河南部队并入济南军区，驻湖北部队和机关并入广州军区。从感情上来讲，周世忠与武汉军区是割舍不下的，在这里他已整整工作和战斗了10个春秋，他己经将自己的生命与整个军区溶为了一体，但他坚决拥护中央军委的决定，积极做好部队善后工作。此后，他一直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但仍一如既往地关心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坚决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在思想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支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多年来，周世忠都十分关心家乡红安的发展，为改变家乡贫困落后的面貌四方奔走，为家乡的建设出谋划策。1981年6月6日，红安县萤石矿露天工区食堂发生了一起严重食物中毒事故，食堂误将剧毒药物氯化钡当成水碱和面做馒头，147人就餐后，纷纷出现头晕、呕吐、腹泻、全身麻木和昏迷等症状，情况万分危急。周世忠得到消息后，立即指示武汉部队总医院派出医疗小组，武汉驻红安邻县的黄陂县部队医院派出医疗小分队，以最快的速度赶赴红安实施抢救。氯化钡中毒后必须使用硫酸钠解毒，而红安县当时根本就没有这种药，周世忠又亲自与武汉、上海的制药厂取得联系，加班生产解毒药品，为了将药品及时送往红安县，他调动武汉的空军部队，三次用直升机往红安县送药品和医务人员，经过三天三夜的抢救，中毒工人除4人死亡外，其余工人全部转危为安。 1992年，周世忠被查出身患癌症后，被送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治疗，病重期间，他仍十分关注国际风云的变幻，关注党和国家的命运，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光辉前途充满信心，并一再表示，死后丧事从简，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疗事业，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道德风范。10月9日，周世忠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有一副挽联写道：“是农民、是工人、是战士、是将军、是共产党人；有信仰、有热忱、有风骨、有贡献、有浩然正气。”这正是周世忠一生的真实写照。 按照周世忠的遗嘱，他的骨灰一部分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部分送往家乡周家院子，埋在他母亲坟边的两棵柏树下，实现了他“生前尽忠、死后尽孝”的愿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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