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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05-30 09:45
忆吴嘉民将军二三事黄敬瑞
吴嘉民将军1927年参加革命，1928年由共青团转入共产党。在战争年代，他曾担任过湘鄂赣军区平浏游击大队政委，江西省地方工委宣传部长，新四军一师二旅四团、五团政委，苏南一分区政治部主任，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苏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他是政协四届、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转战南北,出生入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民军队建设贡献了毕生力量。1995年6月15日，吴嘉民将军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在将军安度晚年的时候，我们有幸在他身边工作，聆听他慈父般的亲切教诲，亲眼目睹他那廉洁奉公、严格家风、崇尚勤俭的高尚品德，件件桩桩看来似是小事，却处处闪烁着老红军的光荣传统。 淡泊名利 不计较个人得失 新中国成立后，吴嘉民调到全军最高学府——军事学院任高级速成系政委，后任学院政治部副主任。1959年他从这个正军职务的位置调到福建省军区任副军职务的副政委。他认为，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做官，职务能上能下，可高可低，没有什么个人得失可言，他从无牢骚怪话，也从来不在上级面前提出任何要求，也看不出他心里有什么不平衡。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知足常乐！” 在“文化大革命”中，吴嘉民受到打击迫害。1969年10月18日，林彪背着党中央、毛主席，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即“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并以疏散为名，强令全军一大批老干部甚至老帅，迁出大中城市到边远地方安置。在这场风暴中，吴嘉民也未能幸免，不久即被夺去工作的权利，被迫迁到山城南平一个小山头上居住，而且在这一住就是十多年。 1978年中央军委公布吴嘉民离职休养的命令，明确享受正兵团职待遇。按当时规定，老红军、正军职以上离休干部，可以在军队营区内安置。吴嘉民也就于1983年重新搬回福州，住在仓山烟台山。分配他居住的房子，是一幢30年代建造的旧房，结构、布局都是老式的，且光线不足，楼下潮湿，只是简单作些修缮，他便与另一位正军职干部隔开分住。他家的厨房地基下沉，屋面裂缝，几次维修都没法解决，直到屋面有倒坍的危险时，才让打掉那危险部分的屋面和墙壁，但也因此缩小了厨房的使用面积。 严格家风 不为亲属谋私利 吴嘉民一向对家属子女要求严格，他认为子女们长大了，不能再依靠家庭，自己的路应该自己去走，自己的事自己去办，自己的困难自己解决。他的子女中有5人属于工人编制，特别是老三夫妻所在的工厂倒闭，工资发不出，生活有困难，要求调个单位，但至今也没有着落。大家都觉得要是吴老肯出面，调个单位应该不成问题，但他始终没有开口。记得当年他从南平搬回福州时，除了老伴外，没有让一个子女同时跟来。当时他是这样考虑的，子女各自都成家立业了，调动会给地方政府增加许多麻烦，不要使组织为难。再如，他湖北老家也常有人来看望他，有的要求帮助安排工作，他总是语重心长地告诉年轻人，利用职权走后门，是不正之风，不能以权谋私，败坏党的风气。所以老家每次亲人来榕，常常是乘兴而来，扫兴而归。 1978年，上级给吴嘉民配了一部专车，他对家属子女们说：“车子是上级配给我用的，是组织上对我的照顾，你们不能用我的车子。”他老伴出门或到单位开会、领工资，都是乘公共汽车来往。子女们也自动遵守他这一家规。 进干休所后，吴嘉民曾担任过所党委委员，他热情地帮助周围老同志和工作人员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但从未为自己办过什么私事，也从不向组织上提出任何要求。1987年以来，吴嘉民曾几次中风，右侧肢体瘫痪，行动不便，子女们又多不在身边，老伴年岁也大了，日常生活缺人照顾，几次发生跌倒，致使病情加重，卧病在床。家里人希望他向组织上提一提，请上级增配个公务员，但他始终不开口。几年来，军委首长、大军区、省军区及省市委领导登门看望他不下几十次，每次问他有什么困难时，他总是回答：“没有！”他自己不提，也不让家属讲，有时在上级领导要来之前，特意关照老伴：“今天领导来看我，你什么话都不要讲。”生怕老伴说漏了嘴。 崇尚勤俭 保持老红军本色 吴嘉民生活十分俭朴，一日三餐粗茶淡饭，从不讲究什么营养，更不沾山珍海味。只有在后几年因中风神经麻痹，食欲减退，营养欠佳，体质下降，在医生的劝告下，才服少量营养品。他着装非常简朴，布衣布鞋，内衣内裤补了又补，最好的要数当年那套毛料将军服，但他一直舍不得穿，说要留着百年后穿。吴老虽然着装简朴，但非常讲究整齐卫生，我们平时不论在什么地方见到他，他都是穿着最清楚整洁，即使是在病重期间，也是穿得整整齐齐，在80多岁的老人身上，依然可以看到将军的风采。 吴嘉民一生勤俭，平时舍不得多花一分钱，但对公益事业、扶贫救灾、支援老区，他总是慷慨解囊、踊跃捐款。福建省要建革命历史纪念馆时，他带头捐款1000元。周围的同志劝他说：“吴老，您身体不好，需要营养品，少捐一点吧！”他说：“建革命历史纪念馆，是缅怀先烈、教育后代的千秋功业，我的大半生是在福建度过的，福建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现在老了，干不了什么事，就让我捐一点钱吧！”一席话，说得周围同志感慨万千。他就是这样一位时刻保持着老红军本色的老将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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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05-30 09:45
我的父亲吴嘉民
吴建权
2005年6月15日，是敬爱的父亲离开我们十周年的祭日。在这不寻常的日子里，凝望着墙上父亲的遗像，追忆往事，心潮翻滚，思绪万千。 1909年农历8月，父亲出生在湖北省阳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由于家里穷，父亲十来岁就跟着长辈们出来谋生，打短工。那时因买不起鞋，常常光着脚干活。到了冬天，脚被冻得裂开一道道血口子，也只好用破布裹一裹，咬着牙继续干。由于常年外出干活，接触到社会上的一些人与事，慢慢地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早在1927年，父亲就开始参加革命活动了，曾参加了拒毒会、抗租会、农民协会等一些农民组织。1928年3月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赤卫队大队长。从此，父亲开始了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出生入死奋斗几十年的战斗生涯。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北上，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主力撤出后，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奉命留下来进行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父亲战斗的湘鄂赣苏区根据地也沦入敌手。原驻地决定建立修（水）铜（鼓）宜（丰）奉（新）特委和军分区（后称湘鄂赣边区东北分区），继续和敌人斗争。父亲当时任军分区组织科长兼机关总支书记。为了加强军事化斗争，特委决定将附近几个县零散的游击队和红十六师留下的伤病员集中起来，成立了东北分区游击大队（也称赣东北游击大队）。父亲兼任游击大队政委。不久，大队长陈强生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父亲又接任了大队长。在那时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和疯狂至极的白色恐怖中，敌人的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扬言要“毁灭苏区，斩草除根”，多次组织大规模的“清剿”、“封山”，妄图扑灭革命的火种。在敌人兵力数十倍于我的重重包围、层层封锁下，在穷凶极恶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情形下，要保存革命力量，才能和敌人斗争。根据地人口稀少，生产本来就有限，再加上连年战争，老百姓仅有的一点粮食，也被敌人抢光了。部队只能靠挖野菜、剥竹笋、吃野果充饥。能捉到山鸡、田螺之类的，也就算是“山珍海味”了。那时几乎是山上有什么能吃的，就吃什么。两三天没饭吃，那也是经常的事。没有米，没有盐，没有油，只好派人下山去收集粮食。途中要经过敌人碉堡的封锁和特务的盘查，稍有不慎，就有被捕的危险。那时，即使搞来了一些吃的，也因为不敢烧火而常常吃生的。因为白天不能冒烟，晚上不能有火光，这样才不容易暴露目标。只有找到个非常隐蔽的山沟、洼地，或者利用大雾天烧火，才能吃上一点热的、熟的。另外，穿衣、住宿也是大问题。那时部队没有什么统一军装，穿衣也各式各样。有时打了土豪，没收了地主的衣服，就穿在里面。或者搞来一些布，自己缝制，自己打草鞋。父亲说，那几年冬天他们都没有穿过棉衣，盖过棉被。为了驱寒，有时就找个避风的山洼地，几个人背靠背地挤一挤，互相取暖。住宿是自己动手搭的茅草棚子，但由于敌人经常搜山，草棚子又都被敌人烧掉了，所以多数时间只好露宿荒山野外。江西是南方，雨水多，露水大，常常是晴天露水半身湿，雨天全身湿淋淋，只好坐等待天明。那情形就像陈毅元帅在他的《赣南游击词》中所描写的那样：“夜难行，淫雨苦兼旬。野营已自无篷帐，大树遮身待晓明。几番梦不成。” 因为不能经常烧火烤衣服，衣服湿了也只有脱下来拧一拧，再穿到身上捂干。病了，找点辣子干烧水喝,出出汗;受伤了，就想办法搞点盐水洗洗伤口，再包扎起来。虽然条件很艰苦，但同志们还是经常互相鼓励，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挺过了那几年饥寒交迫的艰难岁月。 生活环境的艰苦，再加上敌人的威逼利诱，也有一些人经不起革命斗争的考验，贪生怕死，叛变革命。由于这些叛徒的出卖，给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更给父亲他们坚持斗争增加了困难。这些叛徒知道红军游击队的活动规律，了解游击队经常的宿营地和联络点。原红十六师师长徐彦刚就是在云居山养伤期间因叛徒告密而被杀害的。游击队和湘鄂赣省委、省军区也有一段时间被迫失去了联系，只好孤军奋战。为了不让敌人的罪恶目的得逞，保存革命的火种，父亲他们不得不改变以往的做法，经常变换宿营地。父亲说，在那一段岁月里，他们很少有晚上一觉睡到天亮的。常常是不脱衣服，穿着鞋子睡。睡到半夜，爬起来再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让敌人常常扑空，摸不着头脑。 游击队为了扩大影响，采取化整为零，利用一切机会下山想办法接近群众，向群众做宣传工作。用毛竹自制成标语牌，揭露敌人的阴谋，告诉群众，“红军没有走”、“共产党还在”、“贫苦工农团结起来反对剥削压迫”。在开展宣传工作的同时，将作恶多端的敌便衣队、守望队及少数地主民团，作为打击的重点。抓住机会，突然袭击，狠狠惩罚敌人，迫使敌便衣队不敢轻易出来活动。这样，群众也慢慢有了信心，逐渐恢复了同游击队的联系。对地主、保甲长的斗争则采取灵活措施。当时国民党实行“保甲连坐法”，发现有通“匪”、济“匪”、窝“匪”的要杀全家。游击队就利用这一点，暗中和他们谈判，利用他们提供情报，筹款买粮食和物资，游击队也决不再找他们的麻烦。这样，游击队在生活上有了接济，军事上有了耳目，和敌人斗争也更有信心了。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游击队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打击敌人。避免与敌人主力接触，声东击西，忽南忽北，长途奔袭，专门打击敌人零散的小部队。大仗不打，小仗一打就胜，这样不但缴获了一些武器和生活物资，使游击队员们士气高昂，还用事实鼓舞了群众的斗志。 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父亲他们没有被敌人的反革命嚣张气焰所吓倒，没有被敌人的残酷“清剿”扑灭，没有被叛徒的出卖搞垮，没有被生活的艰难压塌，终于坚持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8年1月，原湘鄂赣边区的红军游击队在湖南平江嘉义镇，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团长傅秋涛（兼）、政委张振坤（后江渭清）、参谋长王怀生、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父亲任二营政教。全团共计1100多人，浩浩荡荡东进，奔赴抗日第一线。 想到父亲在战争年代所经历的困难，再看看我们今天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常常会感到羞愧。有时我们在工作中遇到一点困难，或工作的环境、生活的条件差一点，就会抱怨起来。我记得以前曾看过一首短诗： “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热了想想邱少云，冷了想想罗盛教，临危想想董存瑞，怕死想想黄继光。” 是啊，想想革命的前辈们和先烈们，我们今天遇到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的要求很严格，从不允许我们“沾他的光”。他工作用的小汽车也从不让我们随意使用。1965年春节，我大姐从厦门大学放寒假回来，父亲没有派小汽车去火车站接她，而是让她自己乘公共汽车回家。 小时候作为干部子弟，我们常常会有一种优越感，爱炫耀自己父母。记得在仓山小学（当时也叫福州军区干部子弟小学）上学时，因为学校里几乎全都是军队干部的子弟，有时小孩子们之间吵架，也常常会把自己的父母“抬”出来。我爸爸肩膀上比你爸爸肩膀上多一颗星，我爸爸管你爸爸。这事后来在我们兄弟之间闲聊时被父亲听到了，父亲就把我们兄弟几个叫过去谈话。父亲说：你们爸爸的职务和工作岗位是党和人民根据工作需要安排的，跟你们小孩子没有关系，你们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你们的爸爸参加革命前是农民，你们的爷爷也是农民，你们实际上就是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后代。你们的成绩，要靠你们现在好好学习，将来自己去创造。所以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人，不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地方工作期间，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总是默默地、勤恳本分地工作着，从不张扬、从不炫耀。父亲的确是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农民的本色，不论是在工作期间还是离休后，也不管家搬到哪里，总是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开一块小菜地，亲手种上一些辣椒、茄子、小白菜之类的蔬菜。也不叫警卫员帮忙，自己抽空来松土、浇水、施肥，到了收获季节，我们还常常能吃到父亲亲手种出来的蔬菜呢。 在生活上，父亲保持着一个革命者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对吃穿从不讲究，也从不铺张浪费。吃饭时，只要能炒上一小盘辣椒，再炒两个素菜就行了。掉在桌子上的饭粒，也一定要捡起来吃掉。他还常常教育、监督我们兄弟姐妹几个要养成勤俭节约、爱惜粮食的好习惯。吃完饭，碗里和桌子上不准有剩饭粒。穿衣上，父亲很朴素，除了军装外，平常穿在里面的衬衣、棉衣衫、棉毛裤，穿破了也舍不得扔掉，补上补钉继续穿。父亲在50年代买的一件藏青色的呢大衣，穿了二三十年了，袖口和衣角都发白了，领子都破了，也没舍得再买一件新的。但在国家建设、救灾救急、需要捐助的时候，父亲常常慷慨解囊。记得在筹建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时，父亲就捐助了1000元。 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还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他那正直善良的人品，清廉朴素的作风，不卑不亢的品格，不屈不挠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兄弟姐妹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怀念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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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05-22 08:22
吴嘉民故居：破败中“留”辉煌
［将军简介］吴嘉民，１９０９年出生于阳新县原潘桥乡下吴村。１９２８年参加区自卫队，历任中队长、鄂东南自卫军副营长、平浏游击大队政委；抗日战争时期在新四军历任指导员、营长、团政委、苏浙军区组织部副部长、苏南分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苏中军区第２军分区副政委、三野２９军８７师政委、２８军政治部主任、苏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建国后历任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政委、军事学院政治部副主任、福建省军区副政委。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１９９５年６月１５日在福州病逝。 星光照耀故居 风雨侵蚀百余年，曾经几次辉煌的吴嘉民将军故居，现虽老气横秋、破败不堪，但将军的兄弟、后代们正是力求保持原貌以纪念将军。 １２月１日中午，一行从阳新县城出发，沿长乐港坝顶路，经原潘桥乡政府，过3日中午，一行从阳新县城出发，沿长乐港坝顶路，经原潘桥乡政府，过３公里狭窄水泥公路，才到达潘桥乡金龙村吴组。由于连续下了几天的雨，进吴组的机耕道尽是泥泞，弃车步行十几分钟才进村。如约等候的将军之五弟吴高炎、六弟吴高雪甚为开心，他们说大哥吴嘉民是潘桥惟一的开国将军，这让村民在上个世纪“绿（俗话，“骄傲”之意）得不得了”。在政治色彩浓厚的年代，在将军几次荣归故里的日子里，将军故居着实辉煌了几把。 吴组仅九户人家，加上“树大分杈，人大分家”再建的房子，数了数有１１栋。村中民居很有特色，所有房屋一字排开，且墙体联着墙体不留缝隙，倒让小村落平添了份大气。将军故居犹如众星捧月般坐落在中心的位置，门口前5米有一口老井，老井右侧3米有一小水塘，塘水浑浊不堪，但十几棵依旧泛着青绿的柳树将水塘团团围住，成为吴组的一个“放大的盆景”，和将军故居交相辉映，别有一番风韵。 将军故居的门墙皆为青砖砌成，宽约１２米，高约10米，高约１０米，四扇窗户俱为木料构成，随着年代久远呈暗灰色；屋檐大多腐烂掉光，仅剩两根横梁孤独地展露在冬日阳光下。推开破旧的两扇木门，一股“陈年老气”直钻鼻腔。客厅约１５平方米，左右各2个房间与之连接，后有一室为厨房。屋内全系土坯砖堆砌，门窗基本泛黑。现年８０岁的吴高炎、77岁的吴高雪介绍，将军故居的后房、墙坍塌已有5平方米，左右各２个房间与之连接，后有一室为厨房。屋内全系土坯砖堆砌，门窗基本泛黑。现年８０岁的吴高炎、７７岁的吴高雪介绍，将军故居的后房、墙坍塌已有５年，作为将军的嫡亲兄弟，他们现在有能力维修，但改了原貌反而失去了真实少了亲切感，让故居原封不动地呈现在亲人们面前，对将军、对逝去的历史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缅怀！ 岁月压弯了两位老人的背，但他们耳聪目明腿脚健，且记忆力特好。回忆起大哥吴嘉明第一次回故乡的情景，老兄弟俩笑着哭着说着，仿佛就发生在昨天。１９５３年春，当村口小池塘的柳树吐着新芽，当村后山丘的田地翻出新土，离开家乡２５年的吴嘉民回来了。时年44岁月压弯了两位老人的背，但他们耳聪目明腿脚健，且记忆力特好。回忆起大哥吴嘉民第一次回故乡的情景，老兄弟俩笑着哭着说着，仿佛就发生在昨天。１９５３年春，当村口小池塘的柳树吐着新芽，当村后山丘的田地翻出新土，离开家乡２５年的吴嘉民回来了。时年４４岁的吴嘉民一身中山装，留着平头，在一位同样身材高大的警卫员陪同下，在公路处下了吉普车，徒步进村。将军手提肩扛，可嘴里没闲着，大声和迎上来的乡亲们问候，大声叫着儿时同伴的名字。快到家门了，将军放下东西，急切地呼喊着“母亲、母亲您在哪？”见到慈母后便是号啕大哭。将军是性情中人，说话、走路都似一阵风，方正的脸庞始终带着如沐春风的笑意。吴高雪说大哥第一次回家住了两夜，家里从早到晚没断过开心的说笑声，有当时军分区、县乡两级的领导，更多的是来自吴组邻近的乡亲们，他们除了一睹赌将军风采外，更多的是想让将军感受故乡的温暖和亲情。 将军给每位乡亲家送去了两只景德镇产的瓷碗，并“趁机”向乡亲们讲道理：这么好的“饭碗”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为人民送到家，也只有共产党，人民才吃得饱，才有真正的饭碗。 兄弟俩开心得让脸上的皱纹更明显：大哥回了三次，前后很长时间，大家都沉浸在幸福中，那种热闹那种激动和那种挥之不去的情愫让将军故居辉煌得很（口罗）！ 从农民到将军 吴嘉民出身贫苦农民家庭，正兵团职务离休，天壤之别的“身份”诠释了他为人民打江山，为共和国成立立下汗马功劳的真谛。这是将军自己的传奇，也浓缩了共和国的传奇。 吴高雪介绍，大哥１９０９年８月１２日出生，取名吴高汉，１９２７年大革命时期投身革命活动，自己改名为吴嘉民。１９２８年３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７7月份参加红军，那年他的五弟吴高炎才2岁，六弟吴高雪还未出世。待到这兄弟俩开心得让脸上的皱纹更明显：年龄稍大些，才在母亲含着眼泪的哭说声中知道大哥“可能死了，几多年没音讯了”。母亲怕误了大媳妇的前程，劝她改了嫁。吴高雪说，大嫂和大哥结婚后生下一子，不到３个月便夭折，又加上大哥生死未卜，母亲便“前卫”地作了主。 吴嘉民闹革命那段回了三次，前后很长时间，大家都沉浸在幸福中，那种热闹那种激动和那种挥之不去的情愫让整个农村穷得叮当响，可害人的鸦片却肆虐乡里。吴嘉民天生胆大，动员广大村民起来禁毒、查毒、抗毒。“没了音讯”的那几年，还有不少村民哭着念他的恩：“要不是高汉，我家要家破人亡、卖儿卖女哟，可好人却先‘走’一步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农民天生似乎是受苦的命，一年四季从早忙到黑，全家人尚不能半饱，更多的家庭只得讨荒或沦为地主家的长工。吴嘉民参加农民协会后，在共产党人的教育、帮助下，学会了不少知识，认清了不少道理。他逢人就说：“农民种田，却遭层层盘剥，关键要灭掉一个字：租。”众多的农民在他的宣传下发动起来，成立了抗租会，吓得地主、黑心肠的人不敢出门，更不谈往日神气活现在农民家收租时的威风。一时间，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也就从那时候起，更多的农民知道了共产党，也拥护共产党。上级党组织基于吴嘉民的表现，于１９２８年３月吸收他为中共党员，并于7月让他在龙港参加了红军。吴高雪说：“从此大哥没了音讯，生死未卜，没一个人认为他能活着。” １９４９年冬，一封邮戳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苏南军区政治部”的信件在吴组传阅，名为“吴嘉民”的吴高汉还活着！从出生就没见过大哥的吴高雪于１９５０年怀揣信件，坐车、乘船到了江苏省无锡市，半夜三更被人力车夫按信上地址送到了大哥家。吴高雪语速明显加快，他说大哥听门哨报告后和大嫂披衣起床，见到他后，大哥将他拥在胸前哭出了声，连说“太好了，太高兴了”。大嫂陈忠是位军医，她给六弟端上一盆热水让他暖暖脚，“还可以消除疲劳”，不一会儿又下厨房做了一大碗蛋花面。兄弟俩兴奋地聊到了第２天上午９点。 吴嘉明时为苏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他向六弟详细说起了自离家投身革命的事。吴嘉明在土地革命时期，任赤卫队大队长、红十六师四十六团指导员、游击大队政委、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长、机关总支书记、独立大队政委、大队长，每一次职务调整伴随着数次生死攸关的恶仗。吴嘉民善于思考，善于进攻，在军分区甚至重要领导人不断牺牲的恶劣环境下，率部进攻，在进攻中打破敌军重兵包围，同时在进攻中还保持红军减少伤亡，是红军队伍中有名的“突围战专家”。吴嘉民随军转战在各中央苏区，在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中多次负重伤，多次率部撕破敌人封锁口子，为红军消灭敌军立下赫赫战功。在抗日战争时期，吴嘉明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为减轻红军长征中的压力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和大冶藉将军乔信明一起参加了著名的黄桥决战，成为陈毅元帅的得力战将。 解放战争时期，扬名党史、军史的“七战七捷”，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吴嘉民一个不漏全部参加，且不论职务高低，坚持一线抗敌；南京、上海、杭州等战役吴嘉民又当仁不让出现在惨烈的战场。吴高雪说，那一次在无锡大哥的驻地呆了半个月，大哥每每讲起那些战役都是滔滔不绝，他最爱说一句话：“上战场老子就要刺刀见红！”但大哥也总是非常伤感：“建国几不容易哦！我身边倒下了多少兄弟啊！” １９５５年，吴嘉民在刘伯承任院长的南京军事学院担任系主任、系政委，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共和国开国将军。他后来总满怀深情地讲：从农民到将军，没有成千上万的烈士，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教育，没有一颗为民的心，是很难书写自己的人生的。 两地心一样情 吴嘉民将军情系军队和故乡，病逝后按其生前愿望，他的骨灰有一半“魂归故里”。将军生前逝后，两地的亲人一直保持着骨肉亲情。 现年４２岁的吴鹏程是吴嘉民将军的侄孙，现在阳新政府办工作。１１月３０日，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对采访的说：“大伯对军队对家乡是一样的深情，他老人家是个重情的人。”１９８３年将军第3次回家乡，吴鹏程在荻田区政府上班，被大伯派专车接到了县城，吴组３０余人全被将军请到当时最豪华气派的“一招”用餐。席间，已是满头华发的将军不改乡音劝饭劝菜，畅谈在家乡时务农、闹革命的往事，不时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将军在吴组吃的中餐是红苕汤，而谢绝了政府的招待。他说：“不喝红苕汤，不算回家乡。”让乡亲们开心和感动。 将军有６个子女，他们先后数次随父母回家乡。将军严格的家教和浓厚的家乡情结在子女身上有了很好的遗传，他们热爱父亲的家乡和家乡的亲人。将军１９９５年病逝，家人按他生前遗愿将他骨灰的一半送回家乡。吴鹏程和阳新县有关领导于去年前往福州，又在将军子女的陪伴下，“接”回了将军。吴鹏程介绍说，将军被安葬在青松翠柏拥抱下的烈士陵园，每天接受数以千次的各地游客的凭吊。 吴高雪是和大哥走得最近的亲人，从无锡、南京到福州，吴高雪“一有空闲就被大哥请去住几天”。福州是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将军生前他去了４次福州，每次少则半月，多则月余。大哥对他每次前往都特别高兴，每天陪他游当地名胜，在聊天中了解家乡，在“闲逛”中关心家乡建设。将军分别于１９５３年、１９６４年和１９８３年三次回家乡。母亲于１９８０年去逝，享年９１岁。将军说母亲和所有中国的母亲那样慈祥和伟大，“总让人对母亲有一份愧疚”。将军多次说：“自古忠孝难以两全，为了千万个母亲，我选择了离家闹革命。”每当乡亲们说母亲如何对他牵肠挂肚，他就哽咽不止，他说：“毕竟我音讯全无，做娘的如何不伤心欲绝！” 吴嘉民将军对母亲的情全部倾注在了家乡，他对子女们要求：“家乡就是你们的母亲，家乡就是养育你们的慈母。” 吴高炎、吴高雪兄弟俩对说，将军魂归故里，该安息了！ http://www.ihuangshi.com/?viewnews-380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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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02-11 16:08
怀念吴嘉民将军
纪建平 《福建党史》2009年15期
今年是岳父吴嘉民将军诞辰100周年，不知不觉间他老人家离开我们已经快14个年头了。但他的高大形象，他的音容笑貌，他的殷殷教诲都深深烙在我的心底，对他老人家的思念一直伴随我度过了十多个春秋！ 岳父是一位忠诚的军人。岳父是湖北省阳新县人，1928年参加革命。在战争年代，他曾担任过湘鄂赣军区平浏游击大队政委，江西省地方工委宣传部长，新四军一师二旅四团、五团政委，苏南一分区政治部主任，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苏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转战南北,出生入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民军队建设贡献了毕生力量。1955年，岳父被授予少将军衔，还先后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新中国成立后，岳父调到全军最高学府——南京军事学院任高级速成系政委，后任学院政治部副主任。1959年他从这个正军职务的位置调到福建省军区任副军职务的副政委。他认为，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做官，职务能上能下，可高可低，没有什么个人得失可言，他从无牢骚怪话，也从来不在上级面前提出任何要求。 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集团要岳父在所谓揭发叶飞将军“三反罪行”的材料上签字，但遭到了岳父断然拒绝。岳父说：“作为一个军人，我不能昧着良心说瞎话！”因此，岳父受到了打击排挤，被送去学习班接受审查。因为岳父的历史清白，没有任何问题，半个月后就让他回到省军区，但不久宣布让他暂时离职休息，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9·13”事件后，被迫迁到山城南平一个小山头上居住，而且在这一住就是十多年。当初，也有不少同志劝岳父妥协。但对此岳父从不低头，从不后悔，他从来就是这样一位无私无畏、无比忠诚的军人。 岳父是一位勤俭的将军。岳父是共和国开国将军，他的工资算是相当高的，但他始终保持俭朴的生活，一日三餐粗茶淡饭，不讲究什么营养，更不沾山珍海味，只有在后几年因中风神经麻痹，食欲减退，营养欠佳，体质下降，在保健医生的劝告下，才服少量营养品。他着装非常简朴，布衣布鞋，内衣内裤补了又补，最好的要数当年那套毛料将军服，但他一直舍不得穿，说要留着百年后穿。岳父虽然着装简朴，但非常讲究整齐卫生，我们平时不论在什么地方见到他，他都穿着清楚整洁，即使是在病重期间，也是穿得整整齐齐，在80多岁的老人身上，依然可以看到将军的风采。他自己不乱花钱，也不让我们乱花钱。有时，我们会趁着出差给他带点土特产，但常常换回的却是一顿批评。岳父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农民的本色，离休后，不管家搬到哪里，总会在家的院子里开一块小菜地，亲手种上一些辣椒、茄子、小白菜之类的蔬菜，也不叫警卫员帮忙，自己亲自来松土、浇水、施肥。岳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要忘本，知足常乐。” 1987年，岳父的身体越来越差，且因几次中风，右侧肢体瘫痪，行动不便，子女们又多不在身边，岳母年岁也大了，日常生活缺人照顾，几次发生跌倒，致使病情加重，卧病在床。家里人希望他向组织上提一提，请上级增配个公务员，但他始终不开口。几年来，军委首长、大军区、省军区及省市委领导登门看望慰问他不下几十次，每次问他有什么困难时，他总是回答：“没有！”他自己不提，也不让家属讲，有时在上级领导要来之前，他还特意交代岳母，“今天领导来看我，你什么话都不要讲”，生怕老伴说漏了嘴。 虽然岳父一生勤俭，平时舍不得多花一分钱，但对公益事业、扶贫救灾、支援老区，他总是慷慨解囊、踊跃捐款。福建省要建革命历史纪念馆，他带头捐款1000元（这在当时，对我们家来说算得上是笔巨款）。周围的同志劝他说：“吴老，您身体不好，需要营养品，少捐一点吧！”他说：“建革命历史纪念馆，是缅怀先烈、教育后代的千秋功业，我的大半生是在福建度过的，福建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现在老了，干不了什么事，就让我捐一点钱吧！”一席话，说得周围同志感慨万千。他就是这样一位时刻保持着老红军本色的老将军。 岳父是一位严格的家长。岳父一向对家属子女要求严格，从不允许大家“沾他的光”。他认为子女们长大了，不能再依靠家庭，自己的路应该自己去走，自己的事自己去办，自己的困难自己解决。当年，他的子女中有5人属于工人编制，特别是老四夫妻所在的工厂倒闭，工资发不出，生活有困难，要求调个好单位。大家都觉得要是他肯出面，调个单位应该不成问题，但他始终没有开口。他经常和我们念叨：“过去在战争年代，早上出去，晚上能不能回来都不知道，现在你们有一份工作，生活过得去，应该知足了。”那时，湖北老家也常有人来看望他，有的要求帮助安排工作，他总是语重心长地告诉年轻人，利用职权走后门，是不正之风，不能以权谋私，败坏党的风气。所以老家每次亲人来榕，常常是乘兴而来，扫兴而归。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他总是很窝火，生气时也会“骂娘”。特别是对我们在党政机关工作的，他会经常告诫我们：“要当官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当官员。” 1978年，军委下令明确岳父为正兵团职待遇，上级给岳父配了一部“皇冠”专车。岳父宁可让车子长期闲置，也不让我们子女随便用他的车，就连岳母出门或到单位开会、领工资，都是乘公共汽车往来。记得我担任福州市第一脱胎漆漆厂厂长的时候，有一次到外地出差，晚上很迟才回来，妻子瞒着岳父偷偷叫驾驶员开车去火车站接我。谁知第二天岳父就找我和妻子谈话，批评我们说：“车子是上级配给我用的，是组织上对我的照顾，除非是你们的父母来可以借用去接一下，你们是不能用我的车子的。”这也成为了岳父家的一条家规，岳母还有子女们也都自觉遵守着。 岳父是一位慈爱的长者。岳父是严厉的，平时，他给我们子辈的感觉始终是不苟言笑、一本正经的。我们对他是又敬又怕。岳父又是仁慈的，他始终教育我们，并默默支持我们好好干工作。1982年我结婚后，偕妻子就一直住在岳父家。当时，作为一个管着1200多名职工的大厂厂长，我的工作非常忙。为了让我集中精力办好厂里的事情，岳父从不让我沾手家务事。他总是教育我们要以工作为重，以工作为先。如果是因为工作忙的缘故，把他交代的事给耽误了，他从不会因此而指责我们，反而会肯定我们应该这样“先公后私”。就连他病重住院期间，子女们想轮班到医院照顾他，都被他拒绝了。他说：“我在医院，有医生、护士照顾，你们工作忙，不要因为我的病影响你们的工作。”让我抱憾终身的是，在他老人家弥留之际，我因为工作没能守在他身边！面对孙辈，岳父更似一位近乎溺爱的祖父，他常常会把孩子们拉到身边，搂在怀里，让他们坐在自己的大腿上，和他们有说有笑，全然没有了将军的威严。对于孙辈们偶尔淘气犯了小错，他甚至会出面袒护，说：“哪个小孩不顽皮、淘气呢？”岳父对孙辈的爱让我们这些儿辈都不免有些“吃醋”。 岳父的这份慈爱不仅仅表现在对子女、对儿孙的关心爱护，对他的部下、对干部也是如此。他在担任福建省军区副政委期间，分管干部工作。在对“文革”期间军队的造反派分子审查时，岳父不计前嫌，他认为那是时代的产物，不能全都归咎于个人，所以他不枉不纵，总是从关心、爱护干部的角度去审查干部和挽救干部。至今还有不少原省军区工作过的老同志念着他的好，说是岳父救了自己一命。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许多过去的人和事渐渐离我远去，可是岳父高大的身影、亲切的面容常常萦绕在我的心中，他那廉洁奉公、无私无畏、严格家风、崇尚勤俭的高尚品德永远激励和鞭策着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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